朱祁钰也没有怪王直大惊小怪。
摊丁入亩，改丁口税为田亩税，这一招是直接针对天下地主的，王直身为内阁首辅，自然清楚这项政策面临的困难。
皇帝这是在和天下所有地主作对啊！
要知道，天下地主可不仅仅只有文人，还有武勋和藩王，这些人随便拎出来一个，家里都是连阡累陌，跨州连府，数不清的田地。
皇帝直接对田地征税，那就意味着直接从他们手里抢银子，这些人怎么可能接受？
尤其是藩王是皇家的人，理论上是有皇位继承权的，而武勋又是大明军事力量的代表，手里握着大明绝大多数军队，这两个加在一起，那就有了造反的基础，而且还是名正言顺、实力雄厚的那种，真起兵了，皇帝想要剿灭起兵之人都费劲。
王直劝道：“陛下不可，若是改丁口税为田亩税，那就是和天下人开战，即便陛下您如今威望正隆，但是对上天下人，也没有赢的机会啊！”
朱祁钰却是皱了下眉头，道：“你慌什么？朕现在也是在和你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不然朕直接下旨就好了，还和你说干什么？”
王直这才舒了一口气，道：“陛下，此事太过凶险，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您万万不可为之。”
“此事臣也会为陛下保密，绝不会泄露一个字的。”
朱祁钰知道这件事王直肯定是做不到的了，于是道：“王老爱卿多虑了，朕短时间内还不会去做此事的，你也知道朕的习惯，没有合适的机会和布局，朕不会轻易冒险，你就放心吧。”
王直听朱祁钰这么说，也是点点头道：“既然如此，那臣就不说了。”
接着话题一转道：“臣以为，这开征商税一事倒是可以提前做一做。”
大明重农抑商，这也是太祖定下的国策，但是和后世传说不同的是，大明其实一直是有商税的。
大明商税大体分为内地关税和海关税。
海关税好说，因为大明的海禁政策，只会针对番邦使团朝贡时所携带的私货，而且大明还规定了使团规模，所以这部分的交易额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内地关税则是以市税、过税、船税来征收，其中市税包括门摊税、塌房税、交易契税、竹木抽分等等，以各地税课司征收，过税则是主要针对贩运，包括钞关税、抽分税、门税等等，船税则是只针对水路运输的货物，按照船只大小来收取。
大明建立之时，因为蒙元的横征暴敛，天下商户疲弊，蒙古人手下的色目人控制了大明绝大多数贸易，随着太祖朱元璋驱逐鞑虏，这些色目人的生意自然也就废掉了，所以朱元璋为了恢复大明的商业，制定了三十税一的政策，不过随着朱元璋的去世，也就被莫名其妙地固定了下来，从此之后，大明的商税基本上就是按照三十税一执行的。
如果大明是如此低的税率，商业应该比较发达才对，为什么明初百年的商业并不发达呢？
问题还是出在朱元璋这里。
朱元璋在位时对天下人进行了分类，将天下百姓分为了民户、军户、匠户等几个类型，商户自然也在其中，而为了让百姓能够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方便朝廷管控，朱元璋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路引制度，百姓想要去其他地方，需要地方衙门开具的路引，商户自然也要有商引，如此一来，商户就失去了行商最重要的优势——互通往来，毕竟出都出不去，商户能找谁交易？
商引控制在地方衙门手里，而地方衙门又往往和世家大族交好，普通商户很难拿到商引，所以利润最高的异地交易也就落入了世家大族的手里，导致在本地和附近交易的普通商户很难做大，而世家大族因为和朝廷官员的关系，往往又以各种方法偷税漏税，将绝大部分税款隐匿不报，朝廷到最后自然也就收不到什么税款。
对此，王直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才会说可以试一试开征商税，因为他知道，皇帝手里其实是有一个大杀器的，那就是朝廷官员不得经商。
之前说过，太祖朱元璋还没起兵的时候，也是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亲眼看到过蒙元官商勾结，趁着饥荒囤积粮食大肆敛财，逼得无数人流离失所，易子相食，所以朱元璋建立大明以后，直接禁止官员经商，后来可能是因为自己给的俸禄太低，所以放开了一点，允许地方上低级官员的家属经商，但是四品以上不允许，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公侯内外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子弟、家人、奴仆于市肆开张铺店，生放钱债及出外行商中盐，兴贩物货，官员之家，不能于所部内买卖。
朱元璋死后，这一条基本上被朝廷忽视了，朝廷百官和藩王勋贵家里都有生意，只不过大家都是用亲戚和家奴的名义经商敛财，用以支持他们的奢侈生活，当年朱祁钰弄的京东号就是这样，在郕王府里找了个亲信冲做掌柜开办的，都察院也知道，不过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但是，这毕竟属于潜规则，太祖的大明律明确规定不得经商，所以现在只是民不举官不纠而已，一旦皇帝和内阁想要追究起来，那还是很简单就可以查清楚这些事情的。
而且按照王直所想的，开征商税其实就是对天下商户重定税率，属于对朝政的调整，动作不会很大。
最重要的是，经商虽然赚钱，但是却只是这些人填补家用的补充部分，属于额外收入，不像他们手中的田地一样敏感，不会触及到他们的根基。
既然没有触及到根基，这些人就要思考，如果因为这笔银子和皇帝反目，那自己该怎么做？毕竟有错在先的是自己，只要朝廷将此事散播开来，那天下人绝对不会支持自己，如果消极怠工或者煽动百姓闹出什么乱子，那皇帝就可以将自己罢官夺爵，没有了官位，自己也不可能保住这些生意。
至于起兵造反？王直相信这些人不会这么做，毕竟不起兵最多丢了生意，身家性命还是无碍的，但是起兵的话，那可就是谋反大罪了，全族的身家性命都会丢掉。
朱祁钰出声问道：“王老爱卿打算如何做？”
王直便笑着道：“此事不难，只要陛下一道旨意即可。”
“什么旨意？”
王直回答道：“陛下不是想重新树立都察院的威势吗？如今正是个机会。”
“陛下只要命都察院严查官员经商之事即可。”
好吧，王直不愧为内阁首辅，算计起来也是熟门熟路的。
都察院被朱祁钰剥夺了监察风纪的权力，在京的监察御史们最近都有些垂头丧气，心里憋着一股火，等着找机会发泄出来呢，如果朱祁钰命他们严查这件事儿，那么就可以将都察院的这股火气宣泄到违纪官员的身上，顺带着还可以恢复都察院的监察风纪之权。
朱祁钰顿住，他已经听出来王直的意思了。
其实这事儿也是朱祁钰有些冲动了，大明朝中说白了也就都察院这么一个监察机构，六科那主要是针对朝廷政务的，和纪律监察没什么关系，朱祁钰原本想要剥夺的也是都察院胡乱伸手的权力，结果阴差阳错，将都察院监察御史们的工作积极性也给打没了。
朱祁钰当然知道这种情况不能长久下去，但是他还是有些犹豫，毕竟他刚下旨没多久，现在就让他收回旨意，面子上实在是有些挂不住。
朱祁钰用手指敲着桌子想了好一会儿，这才问道：“王老爱卿，朕可以同意你这道旨意，但是朕不想做这等自扫颜面的事情，不知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
王直沉吟了一会儿道：“陛下，此事可这样做。”
“陛下可以先拣选一个家中经商的官员，臣找人在早朝上参他一本，然后臣会带人逼陛下下旨彻查，陛下迫于无奈，命都察院彻查这类事情，到时候臣再让王千之去一趟都察院，就说这是臣逼迫陛下给他们的最后机会，若是还胡乱弹劾，那臣就会建议陛下重立御史台，将都察院所有监察御史外放，再从吏部放出消息，外放的监察御史无功不得升迁，相信他们不会再因为一点小事和陛下闹了。”
朱祁钰在心中衡量再三，点头同意：“行，就按王老爱卿说的办，不过再加一条，让王文告诉他们，麓川刚刚平定，那面还有许多缺额，一个都察院都放过去也不是什么难事。”
王直点点头。
王直的这个主意对朱祁钰的影响不大，可以最大程度上消除收回旨意的危害。
首先，王直是内阁首辅，如今的文官领袖，以他的身份，的确有能力让朱祁钰收回旨意。
其次，王直启动的是彻查官员经商之事，按理来说本就应该由都察院来管，他还能借机向都察院的监察御史示好。
再次，王文去都察院和吏部放消息，也可以让这些人知道王文掌握着他们的仕途，彻查官员经商之事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所以必须要用心去办，谁敢玩忽职守，敷衍塞责，皇帝和王直绝对会让他们生不如死。
最后，也可以让都察院有机会拿回自己的权力，避免了成为礼部那样的废材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