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冈军和桂阳监虽然同属于荆湖南路，但中间却隔着全洲，永洲，道洲三洲，中间地形复杂也不是这么好走的。不过在武冈军训练的特种部队都是从卫戍汴都的禁军中层层选拔出来的精锐，宋军百年来虽然老是吃憋，但就个人单兵素质来说却是异常的强悍——禁军本身便是地方上选拔优秀的士兵到中央，中央有设立教头，总教头等无关职务来督促训练，这在以往中国历代都是没有的。仅仅有这样的体制还不够，教头和总教头都是平均五天更换到另一个应区教练军务，宋军正规士兵训练强度是历朝历代所未曾有过的，士兵的臂力考察核标准都是要比前朝士兵高的多，这是和他们报酬有着很大关系的。
由于有完善的信鸽传递系统，驻守在武冈军正在训练特种部队在第二天的早上便接到了平乱命令，立刻集结开拔，一路翻山越岭，这个时候便体现出特种部队的好处了——他们根本不用专门的补给部队，单兵只用携带两天的口粮，遇到城镇便从当地的官府府中提留补给，行军速度大大加快，只用了四天多的时间便到达了桂阳的平阳，这个时候叛乱部族军队距离银坑还远着呢，足够特种部队修正准备作战。
战斗本身却简单的很，特种部队虽然还未完成系统的丛林作战，但依托平阳城构筑了一连串的陷阱，使用少量兵力示弱将部族判军诱入伏击圈，大量的使用新式火器，尤其是小型。硫磺弹的火攻，在平阳守军的配合下便给予判军致命的打击，随后，一鼓作气沿判军溃败的道路一路追杀，一直杀到骑田岭部族所在地。有鉴于特种部队的强大战斗力，特种部队也不愿意多在山地中过多的于部族判军对峙，便向部族发出了招降的意向。
事实上在平阳城外的伏击作战中，判军首领便已经阵亡，部落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接到了宋军招降书信之后。临时推选出来地部落首领便立刻接受了宋军的招降。不过部落判军面临地不是一般的宋军，他们是特种部队——以特种部队地作战方式是根本不会采用招降的。他们只会使用诱降，剩下来的便是灭口。
特种部队的作战进度神速。在采用诱降的时候便向汴都发出了信函，询问是否真的需要灭口，在部落首领前来投降的时候，枢密院的命令依旧没有到达，但是特种部队额临时将领已经趁机发动了突袭，轻松地攻占了部落的寨子，俘虏了全部部落人员，就等枢密院的回函来决定他们手中俘虏的命运了。
对于如何处理叛乱部落。枢密院，中枢产生了重大的分歧，不过两方并不是对立，而是内部人员多有微词，新升任枢密院副使冯京与中书地驷马关自然是坚决反对灭口的，文彦博因为司马关的态度不好表态，持中立态度。而剩余重要大臣的意见都是觉得用极端地方式来震慑南方蛮夷。因为同志高层都明白开发南方已经是箭在弦上，就算开发计划再稳妥，但在开发过程中势必回触动当地土著的利益，双方发生矛盾甚至是战争地几率异常的高。为了保障开发南方的顺利进行，就必须震慑南方蛮夷不得轻举妄动。只有采用极端的方式来处理此次叛乱才能起到这个效果。
不管怎么说，叛乱是结束了，王静辉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着件事，在处理部落俘虏的问题上他也没有接到皇帝召见，在他心中却是非常复杂的——作为对叛乱的惩罚，他是非常赞同灭口的，毕竟叛乱给郴洲和桂阳监带来的惨中的损失，除了宜章守将中两个指挥使阵亡，这恐怕是灭口派最重要的泄愤目的；但他一想到这个部落中至少有两千人，一旦灭口这流血也实在是太大了。
郴洲骑田岭部落叛乱的事情也在汴都传开了，大宋人虽然震惊部落反叛会这么快被剿灭，但不管怎么说已经享受百年和平的大宋人对和平安逸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叛乱能够被迅速平息终究还是非常令人庆幸的，却没有想到宋朝统治高层剩下来的扫尾工作吵得不可开交。
文彦博不表态是不可能的，他作为大宋最高军事机构的领导者，对军事问题不表态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但是他却碍于司马光的交谊不能够真实的表态自己的观点——他和郭逵等军事将领的看法一致，也是主张以极端的方式震慑南方蛮夷，不然南方开发计划中若是还出现的冲突，到最后还是枢密院的事情，就算有特种部队这张王牌也架不住大大小小的叛乱的发生。再说南方开发计划直接关系到厢军在裁汰，大宋若想真的走富强，这厢军和正规的禁军必须得到有效的裁汰，文彦博在这个问题上更多的是以一个文臣的角度来考虑的。
文彦博把目光瞄向了王静辉，对于这个死结也只有他能够解得开——驸马是大宋最大的“人口贩子”，只有将这些叛乱的不足补充到王静辉的手中，才不会流这么多的血，还能够让这些叛乱者得到相应的惩罚。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文彦博头一次在九味居请王静辉吃饭，两个人单对单的讨论了对叛乱部落残余的处理意见。王静辉在听了文彦博的建议后，也是茅塞顿开，能够把这些判军变成奴隶是再好不过的处理办法了，这等于将这个部落连根拔起还不用付出太多的流血，虽然在奴隶中也会丧命，但只要不是西夏“质子军”和“擒生军”出身的奴隶，基本上都不会受到虐待，保住小命还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文彦博和王静辉达成了更深层次的交易——文彦博必须更加主动的主张大宋全面的降低赋税的水平，尤其是对农民的赋税，并且还要支持王安石的裁并洲县的行动。在王静辉看来南方蛮夷叛乱也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因为大宋统治高层对少数民族的高压统治，上行下效，地方官员也是如此作为，只要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便是一场叛乱，看来；还是大宋的少数民族政策有问题，刚硬有余，如此高压同志势必会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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