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自有“扬一益二”这种说法，可见扬州和益州的地位在大宋君臣心目中的分量，尽管自王静辉出山以来楚州、杭州的经济总量程度已经远远的将扬州和益州甩在了身后，但大大宋君臣心目中扬州和益州的地位一样没有太大的动摇，尤其是益州更是如此——益州就是后世的四川。在目前来说除了长江水道之外，益州的赋税和产品的运输中途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蛤是领先水运和农民种田看天吃饭没有什么区别，大宋的命脉还是太过领先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条水道。毫不客气的说，如果这两条水道一时因为天灾崩溃，那大宋所面临的麻烦可不是一点半点，甚至说亡国也很有可能！
除了大力发展海运以减轻大宋对京杭大运河的依赖之外，王静辉提出的办法就是修路，大规模的修路架桥以解决大宋的交通问题，其中一个重点便是解决利州路的交通问题，这样不仅有利于利州路的赋税和商品进入北方，也同样有利于大宋对利州路的统治——利州路便是西南夷作乱的重点区域，宋初王小波之乱也是发生在利州路，所以解决了利州路的交通问题就会使大宋对利州路在内的大宋西南进行更加有效的统治。
王静辉知道这个时代的科技还无法和后世相提并论。但他更相信自己手中的金钱和奴隶能够创造奇迹，不仅仅是利州路，在大宋这张图纸上完成他心目中的交通网络在这个时代看来本身就是一件极为疯狂的事情。他要通过奴隶和朝廷的南方厢军屯田计划来慢慢完善这个计划，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要求大宋至少在自己的地面上尽可能地完善交通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自己国土的绝对控制权。
尽管王静辉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心中的计划，但透过这两份奏章，王安石、司马光等人还是隐隐察觉到这两本奏章的背后必将是一个庞大无比的计划，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很可能会超过王安石现在所主持的变法。所以在讨论王静辉第二分奏章的时候，福宁殿中的重臣都是非常小心谨慎地回答皇帝赵顼的问题。
“诸位爱卿，可能这份奏章有何看法？”皇帝手中拿着王静辉的那份《今后五年奴隶使用方向建议》札子挥舞着。尽管他日渐成熟，但以目前他的执政经验还看不出王静辉在这份札子背后所隐藏的心意。尽管从王静辉接手奴隶的时候就开始一丝丝地暴露自己的“交通野心”，但能够深刻意识到这种“野心”的人并不多，就算是有也不会轻易开口——王静辉平时的表现实在是堪称“满分”，任谁也没有想到一向主张平稳的驸马的内心会藏着如此大、如此冒进的计划。
“圣上，臣以为可行！只要大宋能够保证这些俘虏的包含，则可修建更多的道路。清理甚至是开凿更多的河道，正如奏章中所说的那样，大宋仅仅是付出微小的代价，便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王安石说道，停了停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况且臣以为这份奏章中所涉及的财政支出非常少！”
王安石的话是留给的，支持王静辉的奏章不仅是因为和驸马最近日益升温的关系，更是因为这确实是有利于大宋，这也许会使自己的名声受到一点损害。但所产生的效果却是为大宋造福百年。如果放在十年前王安石还在金陵的话，他也许会很慎重的不做表态，因为他心中藏着更大的抱负——变法，为了变法他必须积累名声，以便获得足够的权力。现在王安石已经身居首辅，按照大宋的政治惯例，一人连续身居首辅六七年已属不易，看赵顼的身体状况和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他当上十年的首辅就已经是极限了，也许后面他可能会避居一段时间后出来继续担任首辅，但那就要看天意了。如何在这十年当中实现更多的政治抱负，这才是王安石所考虑的。至于眼前这些名誉上的损害已经无足轻重了，这在他出山到汴都来之前早就想得非常清楚。
司马光“爱财”——他主张国家财政实行紧缩政策，在这点上是和王安石的财政政策相悖，但和王静辉的财政理念则是部分相悖——王静辉认为该花的钱就是再多也是要花。想要做出像样的事情来就不能把钱袋子捂得太紧，但不该花的钱则是半点也不要花——譬如说是缩减皇室开支。司马光自然明白王安石担心他舍不得那些粮食。
“介甫也未免心中小气了！”司马光听后不以为然的在心中想到。
“臣以为此策可嘉！”司马光没有回应王安石的目光，他想地更多的是如果驸马借着大规模建设的机会要求国家继续在财政上大力投入，一旦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说什么他也要阻止！
“不过驸马要求提高战俘待遇，臣以为圣上还需下旨采纳，毕竟按照驸马奏章中，今后五年这些战俘所要承建的工程巨大，若是战俘的生活待遇得不到提高，他们叛乱我们自是不怕，但人数少了却无法完成这么庞大的计划，这是非常可虑的！”文彦博上前说道。
对于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个人恩怨，还有保守派和变法派之间的争斗，他现在感到越来越迷茫了，这多少和最近西夏战功如何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尽管无论从下风上还是个人交谊上，他都支持了司马光，但他现在心中却感到非常疲惫，这不能不让顾虑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自己的寿命——他已经老了，干不了多长时间了，与王安石想法有点相似的是他也在考虑如何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功绩，而不是把精力这么无意义的消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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