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认为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他以为作为国之干将的大宋军队自身问题同样严重，自上而下的**和军纪的失灵使这支曾能征善战的军队蜕化，即便其中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辉煌最终也没有能做出根本改变。
宋太祖自称执法尚严，决不姑息迁就，他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实际上，他的执法尚严，仅仅限于军士和普通将校。大将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破后蜀时犯法，经百官集议定罪，一致认为应当处死，宋太祖却特令赦免。待到平定南唐后，宋太祖又将王全斌升为节度使，说：“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这种帝王南面之术，正是开了以法徇情的先河。
终宋一代，由于对贪夫庸将的种种不法行为，十分纵容宽贷，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的事例不少，故违法犯禁的事便层出不穷。结果自然使腐恶的将风代代相传。时人评述南宋的将风，“愚而忌偏裨，贪而猎土卒，守边则婴城以自保，赴援则迂道以避锋，勇不足以倡三军，智不足以料十里，公不足以服众，威不足以御下，小战则溃，大战则奔，实败而言胜，无功而希赏，此盖百年之弊，有未易以遽革者。”这段话虽不足以概括腐恶将风的全部情状，也相差不多。
事实也是三百年的积弊无从革除。宋朝武将贪污和行贿的风气也颇盛行，除了兼并土地，从事商业，经营酒坊等等之外，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法奴役、剥削士兵：
克扣军士钱粮是最常见的一种弊病，“大军仓官支给米斛”，“月减岁克”，“久而羡余，则为宽剩，虽非明取，实则暗积，每遇支散衣、粮、料钱等，辄于打请之际，倚恃部辖，径行兜取”。文官武将不仅克扣军士钱粮，甚至连“市刍草以给战骑，往往抑配均备，而干没其四分之三”。
南宋的禁兵、厢兵，土兵和弓手一般都在本地屯驻，而屯驻大兵则有出戍和出战的问题。在军士出戍出战期间，他们的军俸应由家属领取，以资绷口。也就是说，出戍的军士发放口券，在寨的家属领取军粮，但即使这些军属的活命之资，士兵的卖命钱，也会被亏减。
再有就是“诡名虚券”，现在成为吃空饷，采用“有其名而无其人，则有所谓虚券者；有其人而非其真，则有所谓诡名者。而掌兵之官又或与军校辈利其衣粮，而私有之”，实际上即是有意保留军队的缺额，以便上下其手，将缺额的钱粮窃为已有。
还有“买工”，就是“尚军士售工于外，纳钱本营，以免校阅”，除此外将校还派遣军士从事如回易之类赢利性经营，并索取厚利。而发放军债也是常用方式，以“重搭息钱”，或扣除军俸，或陪偿亏欠，使军士简直成了他们的债务奴隶，以至要逼迫子孙偿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习以成风，严重地损伤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并造成十分尖锐的官兵矛盾。
军队和百姓的矛盾也十分尖锐，除了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凡乎无例外地需要征调大批的民夫和牲口外。‘科配’也是一项民间重负，因为制造兵器需用各种物料，必须向民间征收，陶弼在《兵器》诗中，描写北宋对西夏战争时，科配民间，赶制兵器的情形：“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辈。耕牛拔筋角，飞鸟秃翎翅。簳截会稽空，铁烹董山碎。供亿稍后期，鞭扑异他罪。”这对民间的骚扰可见一斑。
而大军出征、调动因为军纪败坏，也会极大的扰乱地方，除了采用和粜的手段低价收取各种军用物资外，还常有军将劫掠民间财物、妇女，以致当时军队的眷属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掳掠而来的，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会更多一些。即便如今，流亡朝廷中所为的眷属被掳掠而来的妇女有多少，但此非常时期朝廷出于‘稳定军心’的目的也是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