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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郑虎臣的叙,赵昺当然不会只是作为逸闻趣事来作消遣,他现这个时期报不仅有了传播新闻的特性,且刊登的内容已经有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而让蔡京和朱熹吃瘪,搞得他们狼狈不堪,多半并非只是一场恶作剧,最可能的是被用作派系斗争的工具,刊登一些对当权者不利的消息以求引导舆论达到目的,这与现代报纸已经十分接近了。

    这种现象已然引起了朝廷有识之士的注意,英宗年就有监察御史张戬的奏言中:“窃闻近日有奸妄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报抢先一步,把朝廷尚未布或不宜于公开的政务动态、花边新闻刊出来,显然从内容上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力求突破当局限制的努力。

    北宋末年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对报的管制能力进一步下降,而这个时期正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报也充当过舆论界的急先锋,曾为主战派官员和爱国人士服务,刊载一些呼吁抵抗外侮、惩治汉奸的奏疏和前线克敌制胜的消息等。

    报还曾刊载斥责蔡京的未定诏书也只是其一;绍兴年又刊载过一篇召用张浚的未定诏书,此正当金人入侵,双方激烈对峙之时,部分官兵和北方人民奋起反抗,而因朝廷内投降派占上风,官报对此只字不提,报却详加报道。且在主战和主和两派斗争白热化的时刻,御史胡铨撰写奏疏请求“斩秦桧以谢天下”,官报对此不予理会,报则全文照。

    另一方面,赵昺不得不承认古今狗仔队的胆子都不,现代的狗仔队为了博取最新消息,可以采用追踪、偷拍、窃听、捕风捉影等非法手段,甚至不惜造假新闻。而宋朝的狗仔们狗仔队的道德操守也不高,时不时会报道一些假新闻,也是靠着博人眼球的八卦新闻,吸引了大批忠实读者,内容堪称现代的花花公子。

    官僚机构工作效率低下是出了名的,朝报还未登出的“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等官吏任免消息以及大臣奏章等,其中有不少涉及统治者的机密,多为尚未公开的朝廷机事,报都能及时知道,先期传报,做到“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甚至“每遇批旨差除,朝殿未退已传播”。这种未卜先知的能力,很让皇帝颜面扫地。使得报的读者群反而多为朝野的中下级官员和土大夫知识分子,也让报受到朝廷查禁,但始终没能被禁绝。

    而报靠着这种上到政府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性喜新而好奇的国民本性,凭着着消息灵通、时效性强的特迅占领了信息市场迅在社会上流行。于是汴京都城里出现了绕街叫卖报的报童声,因为报的影响力太大,严重冲击了朝报的效果,官员们为求省事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无须再去缮抄。到了南宋报更为流行,社会民众的阅读需求促使报的行量与日俱增,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

    赵昺听到这些便已经意识到报已经取代了朝廷的邸报,呈现出社会化、职业化、商业化的端倪,和过去的邸报相比,宋代“报”不仅传播范围更广,最重要的是在内容上具有了新闻特征。因而无论传播内容还是受众群体,都初步具有了近现代报纸的特征,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民办报纸……

    “陛下,是否要查禁这些报?”郑虎臣看到皇帝一会微笑,一会皱眉,可一会又头,一会又摇头,试探着问道。

    “查封也只能制得一时,报这玩意儿只要有钱可赚,便不会断绝!”赵昺轻敲案几道。

    “正如陛下所言只要有钱赚,那些报商就不会收手。但若是任其展,很可能会迅蔓延,进而失去控制,像今日泄密和造谣的事情便仍会重现!”郑虎臣有些担忧地道。

    “不错,报生存的基础就是靠趣味性和新颖性吸引读者。他们编造谣言十分容易,且传播迅,而我们要想解释清楚却十分困难,更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平息社会上舆论!”赵昺头道。

    “确是如此,当年咱们在江南散布鞑子抓民炼制人油,制造金汁炮的事情,就引起大范围的恐慌,直至现在还在一些地区传播,结果让鞑子第一次攻琼的事情泡了汤!”郑虎臣听了笑笑道,陛下就玩儿过这一手,把鞑子整的够呛,并引沿海军民逃到琼州的热潮,平白多了数万人口。

    “所以这报的作用不,只这次假造征北军兵败的消息就会引恐慌,导致人心浮动,市场物价生波动。而若是鞑子有意为之,明他们的探子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机要部门,这将是十分危险的。”赵昺言道。

    “因而陛下要属下迅查出信息泄露的渠道,严惩朝廷内部的奸细,便是杀一儆百,警告那些不良的报商!”郑虎臣恍然道,他清楚若只是以报探的名义给他们定罪至多只是流放、罚款,而以通敌的罪名抓人就可以处以极刑。两者的区别用脚丫子想也明白哪个震慑力更大。

    “正是此意,只有快抓快判才能遏制不良报商的邪念,让他们不敢再刊登涉及国家和军事机密的内容,更使得朝中那些想借出卖消息财的官员尽快收手!”赵昺头道。

    “那陛下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之策,不若严禁报出现,谁敢出版我们就抓谁,定能将此风刹住,进而达到一劳永逸!”郑虎臣沉思片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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