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亲身到这个时代溜达一圈后，才发现真实的历史都是被那些文人粉饰过的伪史，蒙古四大汗国只是在名义上尊奉元朝皇帝为宗主，以“宗藩之国”自居，但实际上具有半独立或独立的地位。忽必烈是在继承蒙古本土、金朝旧疆和大理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元朝，后来兼并了南宋，形成新的元帝国版图。
由于元朝皇帝拥有蒙古大汗的称号，在若干历史时期曾被西方蒙古四大汗国认可，常使人误以为元朝就是蒙古汗国的继承者;元代汉文文献狃于华夏传统的正闰观，刻意强调元朝的正统，批判西北诸王的“叛逆”，暗示西北诸王应从属蒙古大汗(元帝)等等，这些都使元朝与四大汗国的关系变得模糊。
这些汗国与元政府的关系，虽然有亲有疏，但毕竟不同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体上说，伊利汗与元皇室同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后裔，他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与元朝政府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而钦察汗国与元朝相距最远，早已有独立化的倾向，又因海都割据势力的阻隔，与元朝的关系相对而言比较疏远。
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汗位强大时尚且要恪守成规，汗权微弱时更不能违背传统。事实上游牧社会氏族议事制、家产分配制、军事民主制等传统，在汗权不振时，一直助长着汗国领主或封邑那颜的独立倾向。经过蒙哥、贵由及忽必烈历次争位战争，大汗的权威已然进一步被削弱，忽必烈不仅未能重振蒙古汗位，还使得汗国彻底走向了分裂。
所以赵昺以为蒙古黄金家族第一次爆发的汗位之争可视为成吉思汗的儿子之间的争夺，第二次则是拖雷家族与窝阔台家族之间的争斗，第三次则是拖雷家族兄弟间的血拼，那么这次就可以视为忽必烈家族内部的斗争。因为其它黄金家族的后裔基本上已经可以视为独立，元帝国谁当皇帝与他们没多大关系。
赵昺由此判断当下只要自己的势力不触及蒙古本土，其它汗国就不会参与其中，且其内部也有各自的问题，能不能及时出兵尚是未知数。当下自己此战尚只涉及江南，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冲突，因而还无需担心蒙古的四大汗国会出兵干涉。
不过赵昺却希望忽必烈的几个儿子好好斗上一斗，以他分析此次各宗王前往上都起码有两路是会站在真金的一边。首先就是自己的老对手欢脱，其受忽必烈宠爱被封镇南王，可运气却不太好，先是屡败与自己之手，未能消灭残宋。受命出征占城和安南，又兵败而归，还损失了数万兵马，脱欢受到终身不许朝觐的处罚，并移镇于鄂州。
欢脱虽然没有被消去王爵，但只不准觐见这一条就已经表明其丧失了忽必烈的宠爱，被排出汗位继承人之外，且其所驻是非临战的镇戍区，故其兵权多限于直属怯薛，非奉朝命，不得调军。而此次他能率军北上上都参加宗王之会，必然是得到了真金的命令才得以成行。
赵昺基本可以肯定其也得到了真金的许诺，否则真金不会平白无故的让欢脱领兵前去，给自己徒增一个对手。而脱欢手握江南三十余个万户的兵力，又占据着元朝最为富庶之地，可以说有了脱欢的支持，真金就已经利于不败之地，他只要切断对各个宗王的财政支持就能让他们臣服。
另外一个会支持真金的宗王，赵昺认为是云南王也先帖木儿。在蒙古人攻取大理后的数十年间，其实出镇云南地区的宗王不限于一支，主要是在云南王忽哥赤、梁王甘麻剌、西平王奥鲁王三系间更迭。至元五年忽必烈封第六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出镇哈剌章地区。当时云南尚未设行省，军政事务由都元帅府主持。
云南王出镇滇地，成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可不久忽哥赤被毒死。事后元廷设立行省，重新抚治云南。至元十七年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儿袭云南王。元廷敕云南行省，军事不议于云南王者勿行，授予了其绝对的军事领导权，然而其不谙军事，导致征缅大败，正处于待罪的阶段，若不能找一个有力的靠山就会被其它宗王取代，这一系便会淡出权力中心，而此刻真金则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定会拥立其继位以保住权力。
再有能对真金继承汗位有影响的便是安西王，不过当前对赵昺的收复江南之役却暂无多大的阻碍。至元九年，忽必烈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并为置王府。次年加封秦王，别赐金印，一藩两印，两府并开，地位至尊。这不仅是父子关系亲密，更有镇戍河西的需要。
安西王驻兵六盘山，冬居长安，夏徙六盘山开城宫邸。其时蒙宋相峙于四川，安西王除负责西方防御察合台东侵外，还主持金川战事。至元十七年，忙哥剌病死，其子阿难答嗣位，统军十五万驻防于元朝西部边防线，是元朝抵御察合台后王的重要力量。
安西地区距上都近在咫尺，阿难无论打倾向哪一方都会成为左右汗位的重要砝码。当然赵昺是希望他们斗得你死我活，甚至效仿其前辈们分疆裂土独立为王。而他也看出真金之所以不顾江南‘暴民’四起，坚持将支持自己继承汗位的兄弟、子侄召去上都，一个是他对权力的渴求；另一个也表明其对自己的轻视，尚不能认清当前的形势，欲夺得汗位之后再回首对付自己。
那赵昺想自己要做的就是不能错过良机，要尽快在江东站稳脚跟，形成割据，再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