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楷所言不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我朝时鲁西区域的盗贼极多，有鄄城、单州、金乡、巨野之盗，有齐、郓城盗贼出没，京东贼处处蜂起等等，尽管朝廷竭力进剿，但是每过二、三十年便又群寇再起，屡剿不绝。”王应麟点头称是道。
“鲁地也是孔孟之乡，百姓受圣人教化，怎么却成了盗匪横行之地了呢？”赵有些好笑地道，孔孟之地如此匪患爆发的频率如此之高，也是真没谁了。
“陛下，鲁地虽然孔孟发源之地，墨家却也是起源于鲁，盗匪奉为祖师的盗跖亦是鲁人。而墨家以‘万事莫贵于义’为宗旨，其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他们以其所为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家后世衰微，却也为鲁人所熟知。因而鲁人重义轻利、替天行道、以武交友等渐成风气。且盗匪为聚拢人心，最重义字，以致有人振臂一挥，便从者如云。”王应麟言道。
“此外，鲁地乃是百战之地，民间尚武。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就以隆技击著称，《荀子议兵》载：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我朝王禹所撰之文《济州龙泉寺修三门记》也称山东巨野：民俗犷戾，揭竿啸聚，率以为常。因而民间尚武好斗，任侠以武犯禁，也助长了此风。”
“原来如此！”赵的嘴角不由的抽了抽，这墨家思想精神为齐鲁人重义犯禁提供了思想屏蔽，尚武习气又助长了‘盗’文化的盛行，无疑是强盗屡出的直接支撑。
“属下以为鲁地多寇主要还是因为灾荒所致！”庄公从接言道，“以属下所知，山东之盗鲁东为少，而多起于鲁中和鲁西。而因鲁中和鲁西百姓皆以农耕为主业，但是洪水、涝渍和干旱灾害都很频繁和严重。另外鲁地人口较为稠密，多为万户以上大邑。每逢大灾，便要出现大规模饥荒，一旦官府赈济不利，百姓要么流于异乡，要么就只能群起为盗。”
“嗯，此乃是正解。近几十年来，黄河频繁成灾，加上蒙元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盗寇蜂起也就不为怪了。而当下蒙元战败，我军刚刚收复海州，各方对此地控制薄弱，他们乘虚而入便也顺理成章了。”赵点点头道。而对于为何此次袭击海州的盗寇多骑乘骡马也有了答案。
山东是近现代的称呼，古代多称为齐鲁之地。而学过地理的人都知道，山东山河交错，地形极为复杂，这种地理环境有利于造反。山东省丘陵极多，特别是鲁中，丘陵密布连绵不断。胶东半岛次之，鲁西最少，以平原居多，虽然山势连绵，但山与山之间交通孔道非常多。另河网交错、湖泊密布，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盗贼窜伏。这种地形下，极易土匪和强盗往来，给官军进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首先官军若是以大部队追捕盗贼，盗贼船小好掉头，能够迅速利用低矮丘陵四散躲避。毕竟山头都不高，翻越一个五、六百米的山头也就在几刻钟之间。如果骑马，山路不陡，更能迅速逃跑，若山脊线平缓，山谷宽可行马。如果从山侧越关，人甚至可以骑马行进。
其次，盗匪起事之初人数不多，能胜则战，不胜则退，散入丘陵山区，大部队追捕极难。即使化整为零追上了，又无形中削减了数量优势，剿杀很难取得胜绩。这种情况，决定了山东盗贼在交通方式上更多依赖马，以提高机动速度。马越多，名声越大，留给官方和民间的印象就越深。
形势之需，迫使山东盗不得不到处购买抢掠马匹，而来往于多省之间，无疑要借助马力，以作流窜之用。且马贼来去如风，极难追捕，故而山东马虽然不多，但一旦被盗贼搜罗到马并发展成马队，极易造成响马横行的假象。一来二去，各处盗匪竞效仿，响马之名，也渐渐闹了出来。
此种类似于游击战的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十分有效的，赵记的清朝赫赫有名的僧格林泌在剿灭山东捻军时，就是被装备了战马的捻军一步步拖垮，诱入埋伏圈而战死的。当年在琼州之时，他也曾教授闽广的盐枭和义军以此战术对付元军，逐步发展壮大，为夺取江南打下基础。
而今自己面对流窜入境，往来如风的鲁寇轮到赵头疼了，要想剿灭他们就要跨境追击，必然会引发与蒙元间的战斗，尤其是在这敏感的时期。但盗匪们在却不管你是谁的地盘，他们利用边境的间往来躲避追剿早已习为为常。且盗贼也往往互相勾结，散则为民，聚则成匪，有发财的机会还能联合作战，很难于扑灭。
可更令赵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有大股的海匪存在，要知道他们平时流窜于湖泽之间，使用的皆是灵活的小型船只，其是难以抵抗海上风浪的，使他不得不怀疑海匪是另有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