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说的中枢斗争、中央与新兴的地方军将，以及异族对帝国的威胁就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三波危机。帝国化解这些危机的时间前后有别，三者对帝国的影响在地域上也有差异。不过，这三者并不是帝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所遭遇的最主要的危机，而是尤其引发的矛盾沉重打击了帝国的生存与权威。
“有道理，唐朝之败，实质是败在国制，主要矛盾来自于唐廷与边镇节度使的矛盾，安史之乱不过是矛盾激化所致，而平叛后这种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实施普设藩镇的政策，以达到抑藩振朝目的。可是结果唐廷与这些原边境势力所主导的北方藩镇间的战争在乱后被再次引燃了，有了四镇之乱、奉天之难以及元和后期战事。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其实可以视为是一个重构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为我们所借鉴！”赵点点头道。
他对王应麟的话略加分析，在根据自己所知不难得出一个答案。其实唐代人自己就已经意识到，帝国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是来源于体制本身存在的一个痼疾，这个痼疾就是在唐朝的边境地区存在着军事实力强大的节度使集团。
具体来说，就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十节度使。开天十节度中，除了南方的剑南及岭南五府经略使力量稍弱外，北方的幽州、平卢、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并且到安史之乱前，如杜佑所说的，已经形成了以安禄山统领的幽州、平卢、河东，以及哥舒翰统领的河西、陇右这东西两大军事集团。
面对来自东北军团的叛乱，玄宗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部军团进行抵御。于是除了一批西部军团的将领被陆续派往与叛军对峙的前线河南外，河西、陇右的军队也开始在潼关集结。但河西、陇右军队在随后的灵宝之役中遭遇惨败，这一集团的首领哥舒翰也兵败被俘，于是河西、陇右的势力基本瓦解了。
不过，尽管西部军团经灵宝之役遭受重创，但继玄宗之后与叛军对抗的肃、代两位君主除了借用回纥的军队外，仍旧不得不依靠这些乱前的边境节镇力量来与叛军周旋。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如此，而是除了这些边境节度使的军队外，唐廷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其他力量。
安史之乱在代宗初年结束，但叛乱的平息并不彻底，乱后的河北仍由来自幽州、平卢的安史旧将占领。而对于那些平定安史之乱的原边境军团，唐廷也不得不在乱后给予其内地实地的待遇，这既是褒奖功臣的应然举措，也是安置因边境故地沦丧而不得不率军进驻内地的边境节度使军队的必然结果。
所以，在结束了河南行营元帅这一战时体制后，乱后的北方藩镇版图几乎全由乱前的边镇势力所占领。除了来自幽州、平卢的安史旧将占据河北外；帮助唐廷平叛的平卢系势力主导了河南；关中则由朔方、四镇北庭，以及此后的幽州军人所分据。
此外，河西、陇右的部分残军则入驻了河东；至于南方的江淮一带，虽然它与边境节度使势力并不存在关系，但安史之乱后逐渐入驻当地的一些外来军将，尤其是中原军将及其部众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政治走势，所以不妨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边境叛乱导致的结果。
“陛下之意却是切中要害。”王应麟赞许地道，“传统史观认为唐廷在安史之乱后于内地普设藩镇是削弱自身统治力、助长地方割据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将这些藩镇中的政治实体与乱前的边境诸节度使军团进行比较的话，可以视为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此前边境军镇的实力，无论是来自叛军方面的东北节镇，还是阻击叛军的西北节镇，其实都已经大为削弱了。”
“不过，也正如陛下所言这虽然是唐廷解决边陲势强而朝廷势弱的契机，可在其中唐廷本身的权威也遭受了重创，只是解决了杜佑所说的‘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的危机、不过就总体而言，地方势力的崛起的趋势仍在。于是一方面，在大军镇危机结束后，通过控制藩镇上层，朝廷趋强的势头已在藩镇身上有所体现，但是，藩镇真正的主导权却已下移到那些新兴的地方基层势力手中，酿成了更为严重的危机。”
“不错，唐廷随着削藩战争的胜利，朝命的官员，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镇担任节帅或幕府僚佐，成功的重新确定了藩镇权力结构，看似是朝廷恢复了权威。但实际上，这些朝廷任命的官员并未成为控制藩镇的力量，真正取代当地新兴势力。”赵言道。
“可朕以为这些变革虽然未能阻止唐朝的衰落，但这些经验也为我朝所借鉴，成为太祖制定扬文抑武的根据。而朕以为这避免了地方割据的出现，却也使我朝军威不振，屡败于外族入侵，还是未能避免亡国之危，这让朕苦恼已久，不知如何破解！”赵此时已经完全明白了王应麟这番话的意思，他是在为江钲开脱，也是暗示自己其中孕育的危机，但是却没有给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完美答案，而这仍需要他去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