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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云通呈献给赵昺其实就是一本人体解剖图册,这个东西在现代可以说是十分平常,在任何一个小诊所的墙上都会挂着一张,但是在古代却不是那样,而是十分神秘和隐晦的东西。他作为‘神医’看到太医院收藏的解剖图却是直叹气,这真是太简陋了。

    现代人都知道解剖学是医学最为基础的东西,若是不明解剖部位给人看病就是盲人骑瞎马,而战场上出现的创伤主要就是外伤,一个医生连内部结构都不知道就动刀,那与谋杀无异。为了挽救战场上士兵宝贵的生命,他只能再次出手了,但这也是冒着风险的。

    赵昺在前世曾经目睹过一次中西医间的网上论战,对医学他就是门外汉,根本不敢插言,但是也从中明白了不少东西。据一位中医‘大神’说,中医的解剖可以追溯到新时期时代,而能够确认的最迟也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皇帝内经》中已经能够描述内脏的大概位置和形状。

    不过因为在封建礼教压迫的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逝者为大”,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的解剖行为,都为世人所否定。即便是仵作也不能解剖尸体的,他们只能靠强大的知识库和仔细的勘察,根据尸体症状判断死亡原因,因而解剖行为都是暗中进行的。

    在当下流行的解剖图是来自北宋时期的两份图谱。一是《欧希范五脏图》,是庆历年间吴简组织解剖了欧希范等五十六具死囚尸体,绘制而成的;另一份影响较大的是《存真图》。但是在赵昺看来,《欧西范五脏图》吹得虽大,但是还过于简陋,与现代解剖图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而影响最大《存真图》的绘制十分精细具体,它不仅有人体胸腹内脏的正面、背面和左右侧面全图,而且还有分系统、分部位的分图,也是这样描述脏腑位置:“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旁有膀胱……肾则有二,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在心之左”。后来元明清的许多脏腑图、脏腑图,大多是以《存真图》为蓝本画的。

    在此后,古代中医的人体解剖基本上陷入了停滞,原因除了法律严加禁止外,也由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知识分子重“道”轻“器”,导致了中医解剖学日渐式微。直到清朝王清任的出现才有所改观,其依托对脏腑的实际观察,对被同行们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然这都是赵昺作为旁观者听来的、看来的,也只是半信半疑。

    对医学深感兴趣的王清任在游历至滦州稻地镇,发现当地正发生严重的传染病,小儿“十死八九”。穷困人家无力置办棺木,只得以布袋竹席草草浅埋,却又遭到野狗扒出撕咬,坟地四周皆是“破腹露脏”。无力阻止这场灾疫。他所能做的,只有每天前往坟地,观察那些暴露在外、被野狗撕破肚肠的尸体,目的是借此机会弄清楚人体内脏的真实状况。

    而王清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多年的医术修习让他发现“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而著书良医,无一全人”,而良医的匮乏,又在于他们连最基本的人体脏腑情况都没有搞清楚,批评同行们“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让王清任遗憾的是,因尸体遭野狗啃食,他没有能够观察到完整的“胸中隔膜”。王对这片膜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在人体脏腑中有着“最关紧要”的地位。他很想知道它的位置究竟是“在心下在心上”、它的生长究竟“是斜是正”。

    为了补上这桩遗憾,此后的三十余年间,王清任又三次前往刑场观察尸体。一次在奉天府,因是女犯“不忍近前”,只见到了刽子手挖出来的心肝肺。另两次在京城,一次见到了脏腑,但“膈膜已破”;另一次因被处决者是朝廷重犯,“不能近前”,故皆未能如愿。直到道光九年,王清任才从一位见惯了死尸的前领兵将领处,间接得知了“膈膜”的真实情状。

    至此,王认为自己“访验四十二年”,终于对人体脏腑的情况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遂“绘成全图,意欲刊行于世”。这些图,后来被附在了他自己所著《医林改错》一书之中——王清任绘制的脏腑图,脾由竖置改为横卧;膈膜被正确画出;肺上也不再有“孔窍”;胰腺则是第一次出现……虽然与当代解剖学的观察尚有不小差距,但已比过去所有中文医学典籍的描绘与记载都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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