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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话题当时在网络上吵得很是热闹,赵昺当时也作为吃瓜群众围观过。但是与以往一样,起初还能进行理性的探讨,后来就变成了地域之争,变成了一场乱斗。那时他可以作为看客当做一场热闹看,当下却不能,这关系到朝廷的政策走向,国家的安危。

    赵昺以为两军孰强孰弱,其实在明末浑河之战可以作为验证。根据清代谷应泰所编《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川军:“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满州两白旗),又败黄标兵(满州两黄旗),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在《明实录》中记载:“兵部尚书张鹤鸣言浑河血战杀奴数千,皆石砫酉阳二司土兵之力。”

    由此可见,在浑河之战中,来自川黔的土司兵们的战斗力,可以说强于当时明朝许多一线部队。与之相比,虽然广西地区的狼土兵,相对于川黔土司兵们,无论是战斗力亦或是兵力数量,都要逊色不少,但是广西的土司终究还是大多在明廷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也更能够让明廷放心使用。

    赵昺以为或许狼兵更为忠诚,这才是广西狼兵能声名鹊起的原因,但对川黔土司兵朝廷一直保持着戒心。因为川黔土司可谓是真正的树大根深,如播州杨家已经历经五百年,熬死了不知道多少皇帝,他们的存在比之那些朝代还要久远,所以不想给其通过参与战争壮大的机会。

    不过播州杨家能够历经数朝不倒,除了地处边陲,躲过了改朝换代的战争波及外,主要还是‘识时务’,见事不可为,马上改换门庭。而西南的政治、军事现状又让新朝不愿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物去改变,却又需要保持稳定,就只能借助这些土司来维持秩序,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投诚’。

    在人们的印象中,俚人皆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荒蛮之地,但并非皆是如此。播州经过杨氏数百年的经营,已经十分繁荣,当地不仅盛产木材和黑铅,也产茶叶和大米,而这些东西都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非常需要的。有需求就有商机,播州人把这些东西打包上船,顺着赤水河可以进长江,顺江而下就可以到重庆、武汉、南京这些大城市,运输成本低,利润却颇丰。

    此外播州还是四川食盐进入贵州的必经之路,起码在明代人看来播州经济已经接近江南,“居民富庶,有江南气象”。有兵有钱,有地盘,就让这些土司有了割据西南的本钱,也使他们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民风,自以为有了与朝廷谈判的本钱……

    “陛下,臣以为当下播州杨氏对抗朝廷,不肯接受改土归流之策,应该加以征讨,否则川黔地区,甚至广西的土官们皆会效仿之,而在云南推行此策会更加困难!”文天祥见皇帝出神,出声提醒道。

    “改土归流是我朝稳定西南,乃至西北,收服俚区的重要国策,不容一地之乱而放弃全局。”赵昺收回神思,坐正身子道,“但是当前我朝刚刚结束与蒙元的战事,大军尚屯集于两淮地区,仍需防备蒙元毁约,难以大举南下。而地方军力不足,仅靠他们的能力是难以对抗播州杨氏,在短期内出兵讨伐恐有困难。”

    “嗯,陛下所言正是,我朝禁军大部皆布置在北地,江南地区除了部署在湖广的第十军外,只有京畿的御前护军。而第十军除了镇抚湖广外,尚承担着支持云南战事的任务,现下征讨却是力不从心。”江璆点头道。

    “我朝自琼州起兵兵力几经扩编,如今也仅有马步军三十余万,但是国土已经是在琼时的百倍有余。江南战事虽然已经平息,可卫戍的兵力偏少。而江南也面临着安南、缅甸的侵扰及诸俚叛乱,遇有战事便难以应对,臣以为可以扩编数军之兵加强江南军力。”邓光荐建议道。

    “邓相的建议,臣以为可以考虑。当初我朝实施精兵之策,是碍于财政和人口不足,当下我朝有民近四百万户,丁壮千万。财赋状况近年也大有改观,再供养数万军力还是可以满足的。”文天祥附议道。

    “组建新军并无不可,但是尚需时日,而播州之事已经迫在眉睫,必须采取行动,遏制其借助四川动乱的时机扩充之势,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来日不可收拾!”陆秀夫言道。

    “嗯,调动兵力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播州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想要速战速决也非易事,尚需好好谋划,不能将国力尽数消耗在一隅之地,拖入持久战。进而导致财政枯竭,国力衰退,引发民生危机,那就得不偿失了!”赵昺沉吟片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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