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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昺经历了两世,也算阅尽世间事,也懂得了世上没有完美。就像他常言在战场上没有百战百胜的战术,也就没有常胜之军,同样的战术和同一支军队在不同的形势及环境下,不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一切皆需要斟形度势。

    那么你也就不能说太祖赵匡胤制定的‘内实外虚’之策不对,这只不过是其针对当时的形势制定的政策,从而将宋朝的羸弱归罪与其明显也是不妥的。而错的是后继者没有能够在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对政策进行调整和改变。但是赵昺觉得这么说,那些后继者也有些冤枉。

    后世有人评价大宋承平三百年,内政稳定,可谓中国古代史上难得的安定期。但赵昺来到这个世界后所听到的,看到的并非完全如此。安定不等于天下无事,农业社会抗风险能力较弱,遇上天灾处理稍稍不慎民众就有可能揭竿而起,宋代亦是如此,据文献记载大宋民众举事达四百余次之多,可谓历朝之最,但规模又都很小。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情况,赵昺也曾试图寻求真相。从他收罗来的正史、野史及时人笔记来看,太祖的‘内实外虚’之策其实在太宗死后,大家就发现这套方法玩不下去了,辽国威胁巨大,西夏也在崛起,能战之兵堆在一块根本无法应付北方边境瞬息万变的危险局面。

    于是真宗开始着手调整兵制,所谓:“三边之兵,间因事宜升为禁军者,则所谓四十四处禁军是已。”到了宋仁宗年间军队几乎都分布在北方边境和首都开封,以此计算当时天下七成以上的兵马都被用作边境守备,再减掉首都禁卫部队,黄河以南几乎不设防,其实是将内实变成了内虚。

    而民间举兵起事一直也是宋朝大多数皇帝都要面临的困扰,即便是以仁君著称的宋仁宗也没有例外。在史书中大加褒扬的仁宗盛治下,地方上聚众叛乱的消息接二连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王伦、张海起事,其事迹零星见于诸多史料。赵昺甚至猜度此

    王伦很可能是《水浒传》中梁山泊头目白衣秀士王伦的原型人物,但现实中他造成的风波要比小说中大很多。当时沂州附近正在闹灾荒,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王伦带人杀掉了领头军官扯旗举兵。而其之所以出名,还因为王伦身着黄衣,这表明其显然是奔着皇位去的,于是就受到了朝廷的重点关注。

    王伦运动战能力也相当强,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如果仅凭这些记载大家可能马上会联想到唐末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然而接下来的记载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因为王伦鼎盛时期的兵马:“比至高邮军,已及两三百人。”

    赵昺当时都怀疑自己看错了,王伦从今天的山东临沂附近举事,短时间内连攻诸城、连云港、扬州、泗洪、蚌埠等地的王伦军最多时也就二百余人。他觉得宋朝禁军战斗力比不上辽国和西夏,但也绝不是王伦这等草寇可以对抗的,就是一百个换一个也能将其耗死。且在没有专业器械的情况下,兵力再多也很难攻下城池,别说是几百号人,就算几千上万人想打下工事完备的城池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看看当时地方官员们怎么应对的,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论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事情传到开封宋仁宗气的暴跳如雷,不抵抗也就算了,还敲锣打鼓去劳军。朝廷的意思是要把这些官员斩首示众。

    但朝臣范仲淹强烈反对,他认为地方官府没有军队,如果坚持抵抗激怒了叛军杀戮城中无辜民众怎么办?所以不应处分。好高大上的理由,估计现代分分钟钟就让其成了网红,而此先例一开当然会引起各地纷纷效仿。

    所以宋朝民间举兵后转战各地的场景大致是这样的,每到一座城市当地官员已经笑脸相迎等候门外,粮食补给、酒肉、金银珠宝乃至歌舞娱乐也早早筹备好了,些许财物不成敬意,英雄笑纳,酒足饭饱之后切勿扰民,请早早离开本地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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