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当下的朝廷张珪觉得历史仿佛在重演，己方在南朝的军事压力下，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对南朝北伐中原在思想上和战备上不足。而自灭宋统一中原江南以后，承平日久，兵不思战，日趋腐朽。尤其是忽必烈汗后期，面对新宋的崛起，并未加重视，导致其身故后一举失去江南。
在真金继位后，被迫与宋媾和，分治长江南北，失去了江南。其虽有重新夺回江南之志，怎奈志大才疏，将帅无能，在与宋首战失败后，就惊慌失措，昏了头脑。面对宋军的强大攻势下，只有处处挨打，节节败退。
战争失败，失去两淮后，真金郁郁不得志，朝廷内部也纷争不止，各派系间自相残杀。乃至在临终之时，真金不得不挥起屠刀打开杀戒，对朝廷进行清洗，防止汗位旁落。但铁穆耳继承汗位后，对南朝全面转入防御，畏战求安，失去了对宋再战的信心。
张珪也以为正是因为战略上的转变，导致了现下战术上一系列的失败。当初真金为了应对南朝的威胁，也为了达到西北稳定的目的，将南调勤王的宗王军部署在南北分界线上，分地戍守，巩固边防。
但也正是这种策略将以快速机动著称的草原铁骑束缚在各自的封地之上，使他们失去了大范围机动作战的基础。而各方利益的纠葛，让各宗王之间矛盾重重，使他们无法聚众作乱，却也让他们不会相互配合作战，只顾个人利益，导致被宋军各个击破，或是困守孤城，直至被消灭殆尽，已经毫无战略战术可言。
反观宋军却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以碾压之势向前推进，可以大开大阖的攻城掠地肆意挥洒，将一个个孤城拔出。同时也为他们在战术上的发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可以利用海上的优势实施远距离机动，以少量兵力就敢于迂回穿插到后方，截断他们的退路，实施夹击……
如此形势下，张珪即便被世人称为新一代的智将，当下也是无计可施，自觉难以改变当前的形势。而他身负国恨家仇，不可能降宋，能做的只有倾己之力挡住宋军的攻势，为朝廷做好保卫京畿的准备赢得时间。
下定了决心，张珪极力摆脱心中的沮丧，审视着自己当前的处境，觉得而今进入大名府据城坚守也许是目前唯一有利的选择，也许能在此等到战机出现，扭转形势。
他清楚大名从隋时起京杭大运河途经大名府故城，就是当时的永济渠。大运河的开通为大名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开元盛世”后，大名府已经成为河北最繁华的地区、北方与江淮水运交通的枢纽和都会。
而唐末五代时期，在各魏博节度使的精心经营下，大名府成为了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城市。北宋时期是黄河北面一座重要的军事重镇，有“控扼河朔，北门锁钥”之势，成为京都汴梁的北大门，有着特殊军事战略地位。也就是说，大名府掌控着黄河以北的大片疆土，坚守住大名，就堵塞了敌人南渡黄河的通道，反之亦然。
由于大名被立为陪都，城池亦做了扩建，既有“外城”，又有“宫城”。外城周长虽然没有唐朝时的八十里，但也有四十八里之多。即便宫城周也有三里，建设得雄伟壮丽。称它“城高地险，堑阔濠深”；“鼓楼雄壮”，“人物繁华”；“千百处舞榭歌台，数万座琳宫梵宇”，应当说一点也不夸张。
金朝时期，大名府成为金朝藩国齐国的国都，是金朝向南方扩张的大本营。从隋到金代，大名府依托京杭大运河水运枢纽城市的地位，由中原地区的经济中心发展成为了宋、金时期南北对峙的军事战略重镇。
入元以后，中原的政治中心迁移到大都，京杭大运河的改道东移，导致大名府的战略位置下降，已然衰落为一个府城，但仍不失为一座盘踞在通往京畿道路上的坚城。
张珪考虑大名府城人口就有十余万人，经济发达，物资充足，加之城池高深广大有利于屯兵，可以长期坚守，也可适时出击骚扰敌军，待援军到来时可对敌实施夹击，不失为当下最好的去处。而现下他们在邢州驻军不足十日，已经开始吃白眼儿了，再待下去怕是就要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