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大军缝隙的本地山寨惊恐万分，他们既不敢得罪汉军，也不敢与蒙古军为敌，不得已，大部分山寨暗地里偷偷给蒙古军送了“犒劳”的猪羊美酒，输款投诚，而对蒙古军的公开投诚要求置之不理，只有靠近山区，在蒙古大军直接威胁下的少数山寨投降了准葛尔大军。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显然令八刺非常恼火，蒙古军于通牒后第四日对拒不投诚的一些山寨发动了进攻，一日夜之后，八刺在付出数百人伤亡的代价下攻克了五个大小山寨，随后率军屠寨，将合寨上下全部杀光。
拉锯战立即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收到消息之后的汉军立即作出了反应，第五军除了派出少数部队支援坚持抵抗的山寨之外，赵良栋调集了一批精干部队，携带小型火炮进攻“汉奸山寨”，在火炮攻势下，火枪部队非常轻松了攻克了这些敌对山寨，随后不分男女老幼，将“汉奸山寨”全部人丁全部杀光，其凶残狠毒，与蒙古军一模一样，绝不逊色半分。
无可避免的，双方小部队在乌牛山区的各个角落发生了激烈战斗，因为地势险峻山路崎岖，双方均无法投入更大建制的部队，这种战斗以连、排级为单位爆发，战斗过程短促而激烈，往往是两军一经接触，随即用火枪、弓箭互相射击，随后冲锋，双方在山涧小路上混战，在各自死伤惨重之后便默契的停止战斗，互相监视着脱离接触，各自回归本军驻地。
相对于大规模野外决战，这种小分队形式的战斗显得更为残酷，往往一场战斗下来，双方都会损失一般以上的兵力，而且很少有逃亡、崩溃的机会，士兵们为了争取生存不得不竭尽全力以死相拼。
这种战斗模式给蒙古军的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相对于之前他们横扫而来的保德、代州等地的中原军队来说，久经洗脑的汉军的坚韧和勇猛实在是令人望而生畏，从战争发动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小部队拉锯战，除了少数重伤昏迷者，蒙古军从来还没有发现过有主动投降的汉军士兵，汉军士兵一直在一种宗教狂热的状态下战斗，而准葛尔的部队却只是为了抢劫而战争，这种精神状态显然对双方的士气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于赛义德的回回兵部队在进入乌牛山之后居然发生了一段小部队投降**。
不过这种小规模的投降活动很快就得到了遏制，但这并非是准葛尔将领统军有方，而是因为汉军士兵拒绝收留俘虏，洗脑运动在这里表现了它的负面影响，虽然中、高层军官三令五申要求部队“善待降俘”，但下层军官和士兵们却根本不理会这一套，军队中大谈特谈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类观点占据了绝对上风，作战部队发明了无数极端残忍的酷刑来对付蒙古俘虏，一般蒙古军士兵一旦被俘，如果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通常会被送到距离最近的山寨，然后山寨头领会在汉军的逼迫下对俘虏执行“剐刑”（即用小刀一块一块切割肌肉），待俘虏疼死之后再枭首，风干头颅浸泡石灰吊在寨墙上，以示与蒙古军势不两立，在犯下“血债”的情况下，这些山寨也就不得不坚定了站在汉军一方与准葛尔军作战。
不过在更多的时候汉军都无法从容的处决俘虏，乌牛山区偏僻少民，而山地作战对士兵体力的消耗极为巨大，若是每次都翻山越岭押送俘虏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情，所以除了少数精壮顺从者之外，士兵们通常会把用绳子穿过俘虏的肋下，然后系上脚踝，紧紧捆绑在两头壮健的骡马上，然后驱赶牲畜，将俘虏的躯体拉成血淋淋的两段肉块——这种风靡一时的刑罚被命名为“撕”，效果类似于传统的“腰斩”，不过因为操作技术方面的原因，俘虏通常要痛苦得多，人体的脊椎骨坚韧非常，很多时候往往肌肉被剥离了骨头却没有被扯断，躯干会被拉成一张血糊糊的骨头架子，俘虏在极端痛苦情况下哭喊嘶嚎，往往小半个时辰才能血尽而死。
仇恨就这样在残酷的战争中不断叠加，汉军的凶残手段很快引起了蒙古军的报复，双方的酷刑很快从交战士兵蔓延到战区的老百姓身上，战况愈发激烈，在前线士兵的强烈要求下，准葛尔东路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追加兵力，投入乌牛山的粮道争夺战，待到现在，一万四千多蒙古大军，除了泾县外围的三千铁骑驻留监视之外，竟然全部投入到了这种不能抑制的报复和反报复的拉据战。
随着战斗规模的扩大，赵良栋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亲自领军作战。就在两天之前，两军外围的一个重要山寨被准葛尔军攻破，全寨两千多口被蒙古军杀得精光。这个山寨位于泾县和大同的粮道中段，地势险峻，扼前卡后，可以直接俯视这条关系汉军生死存亡的交通命脉，而根据斥候游骑兵的侦察，准葛尔东路军的主将把匝穆尔哈喇刺的大营似乎也移到了这里，这次赵良栋经过了十多天的精心准备，调集了第五军的主力，决心一举夺回这个至关重要的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