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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长安城再度运转起来,而李鸿运的视野中,也再度出现了新的史料。

    “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

    “太子宽仁,多次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唯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多次劝太子先下手为强诛杀秦王,太子不允。

    “高祖虽有废立之心,然后宫张婕妤、尹德妃频频称颂太子仁德,使太祖摇摆不定。

    “秦王乃使边将诬告太子谋反,高祖初而大怒,但太子负荆请罪后高祖醒悟,由此猜疑秦王日甚。

    “秦王养寇自重,多以财货贿赂突厥使其退兵,权势日隆。然秦王府兵将多感于太子仁德,纷纷投效,秦王铤而走险发动玄武门之变。”

    又是真假混杂的史料,需要玩家仔细甄别。

    有了之前的经验,李鸿运知道这其中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对之后的游戏进程产生影响,于是开始逐字逐句地考虑。

    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

    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直接就是史料中的原文。

    但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以秦王作为主视角的《贞观政要》中写的。

    前一句的时间“武德六年以后”没问题,后一句的“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也没问题。

    按照此时的时间节点,秦王已经是一战擒双王,封无可封,而突厥屡屡犯边,基本上都是秦王出马平定。

    他的军功确实已经达到了顶点,甚至连梁高祖这个皇帝也都镇不住了。

    但“高祖有废立之心”,这句话就有问题了。

    如果按照一般的思维模式考虑,梁高祖若是此时有废立之心,应该是挺正常的。

    毕竟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秦王立下的功劳实在太大。而与之相比,太子仅仅是坐镇后方,就算有保障后勤的功劳,这功劳还得跟梁太祖分一下。

    二者在这个乱世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如果天下太平,政治局势稳定,那么封建王朝毫无疑问应该立嫡长子,而非立贤才。

    毕竟在太平盛世,皇子们的贤能很难展现出来。

    但此时天下正逢乱世,虽然梁朝已经基本上平定了中原,但外面还有各种强敌环伺。

    突厥、高句丽、吐谷浑、吐蕃,全都是横亘在梁朝广袤边境上的庞然大物,哪一个都不是善茬。

    让太子接过皇位,他搞得动这些势力吗?

    恐怕是不可能的。

    所以,站在梁高祖的角度考虑,在乱世中将贤能、有能力的儿子立为太子,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这句话看起来也没什么毛病。

    但在李鸿运对这几名关键人物的性格特点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之后,他认为这句话的可信度并不高。

    这有可能是站在秦王视角,为秦王说话的粉饰之词。

    梁高祖就算是偶然出现过废立之心,甚至也许在某些关键时候对秦王给过一些没有明说的暗示,但他绝对没有真的动过废立之心。

    说白了,梁高祖还是把秦王当成一个好用的工具人在用。

    哪个地方叛乱了,让秦王去平叛;突厥人入侵了,让秦王去守边。

    但要说因此就把太子之位给秦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梁高祖之所以这样考虑,李鸿运推测,动机主要有三个。

    第一,古代封建社会传承一直都是立嫡长子为太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前朝因为废长立幼而导致偌大的王朝短短十余年就陷入崩溃,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前车之鉴。

    第二,太子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过失,因此要废掉他,理由不足。更何况梁高祖明显对太子十分偏爱,在个人感情上,他喜欢太子要远多于秦王。

    就像他之前斥责秦王“被读书人带坏了、不再是当年的二郎了”,正是因为他一直留守京师、没有上前线,而秦王一直在前线打仗,双方对于战争、封赏等问题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相较而言,还是听话懂事的太子更讨人喜欢。

    第三,梁高祖的年纪并不算很大,他的身子骨还硬朗,根本就没打算这么早就退位。

    若是立秦王为太子,那么太子的势力太强,对皇帝绝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梁高祖顶多是在拿秦王当工具人的时候暗示过可能会立他为太子,但绝对没有真的考虑过这件事情。

    而这条史料记载,是秦王或者秦王手下的人,为秦王登基多增加一些合法性而已。

    紧接着下面一句:“太子宽仁,多次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唯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多次劝太子先下手为强诛杀秦王,太子不允。”

    这条显然也有问题。

    明显的问题在于,太子宽仁,向梁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

    且不说秦王根本就没有什么罪责,就算强行说罪责,也不过是打下洛阳之后把府库中的财宝分给将士,而没有分给张婕妤和尹德妃。这所谓的罪责,根本就是诬陷。

    更重要的是,太子不可能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他只会扇风点火。

    事实上,在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太子都在拼尽全力地想要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

    这个诉求看起来简单,很多人也会误以为太子完全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的状态。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太子已经意识到了秦王势力太过强大,对自己的太子之位产生了严重威胁,因而站在他的角度,只要他还想坐稳太子之位,坚持到梁高祖驾崩后正常接班,他就得想尽一切办法打压秦王。

    如果他真的宽仁,又为秦王求情,那他不如干脆更进一步主动让出太子之位,那样也就没有之后玄武门之变的剧情了。

    他确实只想要保住太子之位,但当时的局势,保住太子之位就意味着他必须弄死秦王。

    秦王只要还活着一天,哪怕没有任何官职,对他也仍旧是巨大的威胁;反之,太子的位置一旦被废,那么他就对秦王不再有任何威胁。

    这种优劣对比,并非因为双方的出身、地位,而仅仅是因为双方硬实力的巨大差距。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但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问题隐藏在暗处。

    那就是齐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多次劝太子先下手为强诛杀秦王,太子不允。”

    后一句从事实上来看没什么问题,在太子和齐王的联盟中,齐王确实是比较活跃的那一个,也确实多次劝说太子诛杀秦王。

    太子不允,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成功率不高,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但抛开动机谈结果,这么说也没什么大问题。

    这句话的坑,其实是在前一句。

    “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

    这句话乍一看没什么问题,因为齐王帮助太子对付秦王。但问题在于,齐王最终的目标却并不是保住太子,而是谋求自己上位。

    因为齐王是父子几人之中,最为了解秦王的人。

    自从梁朝建立以来,梁高祖和太子一直都是坐镇后方,太子倒是有几次领兵打仗的经历,但要么是打必胜之仗去摘桃子,要么就是打得很不怎么样。

    所以,太子和梁高祖,对于打仗这种事情,是很不了解的。

    尤其是梁高祖,他看着前方传过来的一封封捷报,看着自家二儿子如此的百战百胜,自然会觉得,打仗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而一旦秦王打突厥时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的大胜,突厥还在继续犯边,梁高祖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秦王有养寇自重的嫌疑。

    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认为梁高祖和太子对于秦王在战场上有多可怕,压根没有直观的认识。

    他们呈现出一种:既轻视秦王在战场上的巨大作用、又为秦王在战场上获得的巨大权势而担忧的矛盾心理。

    但齐王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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