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瑜的信，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于东《后羿》已经过稿，将在五月份这一期《收获》上发表。至于一些对于作品的溢美之词自然也是有的，这是王瑜的风格，他的每次来信都会把于东夸一遍。
而程永兴则在信中跟于东探讨了《后羿》这篇小说，他说这篇小说不拘泥史实，在历史文献的集出场展开了大量的想象，历史场景真切，艺术形象动人，是一篇很好的历史文学作品。
前面这些都是一些浮在表面的夸奖，后面的内容才是程永兴真正要说的。
同样是出身中文系的程永兴，因为《后羿》这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在后面跟于东聊了叙事学的发展。
他从读者反应理论说到福柯的话语分析，再说到文化研究。
从女性主义说到性别理论，再说到怪异研究。
从种族研究说到多元化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批评种族理论。
他说理论融合种族、性别和阶级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势必会产生一系列的回归和转向，而新历史主义恰是一种回归历史的表现。
程永兴不仅认为新历史主义的这种历史回归大有可挖，还认为以后的叙述学里肯定还会产生许多主题回归和伦理转向。
于东看完程永兴的回信之后，不免感慨，果然是震旦大学的中文系高材生，他对叙事学的大胆预测有不少都是很正确的。
事实上，从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前十几年，所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叙事学逐渐呈现一种主题回归、伦理转向的趋势。包括后来出现的美学转向和新语文学，都是佐证。
回归和转向并非倒退，而是一种重新审视和继续发展。
在信件的最后，程永兴告诉于东，可以在这篇《后羿》的基础上再进行一些其他的创作，争取做一个系列出来，以历史回归的角度对某些历史进行重新叙述。
这样做，也是以文学的角度，为文化的弘扬做贡献。
于东看完信之后，当即给程永兴回了封信，也跟他聊了聊自己对叙事文学的看法和预测。
至于自己会不会再进行系列作品的创作，于东则没有在信中提及，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后羿》这篇小说是之前他偶尔有了个想法，最终构思了良久写出来的，现在让他根据《后羿》再写其他，未必就有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