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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虽无人证，但仅凭物证，也可定谢弼之罪。”
诵读完案情后，大理寺卿自桌上拿起作为重要证物的‘通敌密函’。
一双凌厉眼睛，不怒自威地注视着谢弼。
“谢弼，本官且问你，你可承认这封密函，乃是由你书写？”
“若不承认，大可举证辩驳。”
案情的核心，就在于这封密函。
若谢弼能够自证清白，这封密函与他无关，既能洗清嫌疑，又能反将李乾一军。
反之，单凭这封密函，就足够定谢弼的死罪。
谢弼注视着大理寺卿手中的密函，眼神无比坚定。
“这所谓证物，绝非出自在下之手，想必是有人临摹了在下的笔迹，以此诬陷。”
“既然证物司的官员们，都已经审查过这封信，意味着，临摹之人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其笔迹与在下，已经别无二致。”
“若不能抓住临摹之人，在下便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而且陷害之人，能够造出这密函，就意味着，行事极为隐秘，想必那临摹之人已经被灭口。”
谢弼这番话，不无道理，但光有道理还不够，毕竟审刑院只看证据。
大理寺卿眼神没有任何波澜，既然自己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秉承着公正客观。
绝不会因为和秦风的特殊关系，就偏袒谢弼。
若谢弼当真叛国，他会毫不犹豫地处以谢弼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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