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上说：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
刑杀必须要符合正义，不能随心所欲的使用。
我听说，军队打了败仗，是不能用斩杀士卒来解决问题的。
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是不能用严酷的刑罚来制止的。
究其原因，这是为什么呢？
国家的教化没有起到作用，罪责不在于百姓，而在于负责推行教化的统治者。
明明是执法者执行法令不力，却把罪责推到百姓的头上，说是他们不遵守法令纲纪。
之后又派人拿着残酷的刑杀去恫吓他们，这种行为不是在治理国家，而是在残害百姓啊！
随意横征暴敛，使得百姓陷入贫困的境地，他们食不果腹，自然会生出触犯法令的奸邪之心。
富裕后遵守法令，这是较为容易做到的。
贫穷却要求他安贫乐道，这不是寻常人能忍受的。
如果无法使得百姓富裕，也不对他们加以教化，却又苛求百姓遵守法令，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残暴的罪行吗？
这种做法，才是真正不能赦免的死罪啊！
我的老师前往成周求学于老子时，老子曾告诉过他：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法令的条目越繁多，规定的内容越严酷，横行天下的盗贼就会越来越多。
树立法令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治理国家，安抚民众。
刑罚罪徒的初衷，是为了使得类似的案件不再发生。
树立的法令越多，惩罚越严酷，就越容易使得官吏上下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
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如同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般愚蠢的行为吗！”
宰予一语言毕，满座皆惊。
董安于半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其实今天这场辩论，如果他不提出‘不赦之罪’的论点，宰予丝毫没有取胜可能。
但正是因为他提出了这个观点，所以宰予才能由此发散，将‘不赦之罪’进一步上升到苛政的地步。
如今董安于论点被破，已经再无翻盘可能。
但他也并非输不起的人，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董安于一生行事，皆是秉持忠、信、敢的原则。
既然敢于罪人，自然也敢于罪己。
董安于在细细思索过宰予的论述后，忍不住叹了口气，随后退后一步，向宰予拜道。
“您行走在宽敞明亮的大道上通行，我在狭窄的岔路口与您相遇，自当疾步避趋之。”
董安于说的话很委婉，但服输的意思大家自然都能听得出来。
赵鞅闻言，也是不免笑声连连。
他的内心其实也很矛盾。
一方面，他认同董安于不赦之罪的说法。
可另一方面，他也赞同宰予所说的仁政。
正因为摇摆不定，所以他才干脆促成了二人的见面，让他们辩明是非曲直。
眼下高下已分，赵鞅自然也赶忙笑着上来打圆场。
他亲切的叫着董安于的字，说道：“阏于啊！从前广门邑的小吏阳城胥渠生病了，向我讨要白骡的肝治病。
你生气地说：胥渠这个家伙！竟然算计起主君的白骡来了。请允许我去把他杀掉！
我劝你：为了使牲畜活命去杀人，这也太不仁义了。杀掉牲畜为的是救活人命，不正是仁爱的体现吗？
你当时不认同我的话，可后来我率军进攻狄人时，久攻不下。
多亏了阳城胥渠率领广门邑的小吏拼死登上城头，斩获敌方披甲武士的首级。
这件事，正好也是验证了宰子所说的道理啊！
所以说，身为主君，又怎么能不体恤他的臣民呢？”
说完，赵鞅从他的席位上站起来，走到宰予的面前向他行礼。
“我虽然年长于您，但今天却的的确确的蒙受到您的教诲了。就像您说的那样，赵氏应该施行仁政。
如果在使得民众在富裕起来，并受到教化以后，还依然滋**邪之心的话。
等到那个时候，我就考虑不再赦免他的罪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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