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鹏对包日勒这个名字感到奇怪，包日勒看出来了，说：“我是蒙古族，我们这个屯里有5个蒙古族妇女，都是猎户屯的男人打猎时被我们父母看中了，嫁过来的。”
“你们队长把生产队交给你管，社员们听你的吗？”云鹏问。
包日勒笑了，说道：“我当家的是比武比出来的队长，这个屯每年都开一次比武会，我当家的连续10年都是第一名，社员们服他，也敬着我。我当家的就会打猎，不会别的，种地全靠我们妇女和老人，妇女们听我的。”
“你们种那么多黄豆和麦子，都是你的主意？”云鹏又问道。
包日勒说：“我们36户人家，170口人，10垧小麦和8垧荞麦能收1万6千斤，一户分500斤，15垧黄豆能收2万4千斤，一户分200斤，卖1万8千斤，能进5400元，糜子一户能分300斤，那苞米种在了外谷和东边坡外，是掩人耳目的。”
“看来你还真够当队长的料。”云鹏夸赞道。
“这不是又加了个政治队长吗？大家都选了我。我就会唱歌，不会写画，就请你来了。”包日勒说道。
“其实你们这里这么偏僻，不用立板报，没人来看。”云鹏说。
“那可不行啊！我们对大队布置的工作都是照办的。大队能为我们顶着劳力外出打猎，不务正业的缸，我们不能昧了良心！去年大队建敬老院，选了我们这里，我们二话不说，就接下了。”包日勒说。
云鹏开始写画了，在写到历史故事栏目时，他让包日勒找来了队里最大岁数的老人来询问。
老人80多岁了，名叫丁奉春，光绪10年生人，他是在这个谷里土生土长的。
他说这个谷是人工挖的，早在乾隆年间，这里是流放犯人的地方。狱卒们让犯人掘地为牢，先挖了里边这个谷，掏了窑洞当牢狱，就得了牢狱营的称号。后来流放的人越来越多，就又开挖了外谷，那土都堆到西坡了，所以这个谷才西高东低，才有了西梁子的称呼，才有了西豁口。
老人继续讲：“我爷爷是牢狱营的守领，他和他手下的狱卒都是在旗的兵丁，见犯人来的多走的少，便让他们往东边垦荒种地了。到了光绪末年，这里几乎被朝廷遗忘了。我爷爷看着开垦出来的土地心里发痒，为了瞒朝廷，就用狱卒胸前的“丁”字做了姓，把地分给了他们。后来，有一些囚犯刑满后也不走了，我爷爷便给他们的姓上加了一横，他们都姓于了，给丁姓当佃户，这才有了于家窝堡。”
“那四队门前那口乾隆井是怎么来的？”云鹏探问道。
老人说：“据说是犯人刚来时，这里风沙很大，没有水，在那发现了一个泉眼，是间歇性的，水时隐时现，前辈们便在那挖了口大井，为了防止坍塌，从关内拉来了淖木，镶成了八卦形，井深二十丈，井水终年不息。后来在挖牢狱营时，也挖出了几个泉眼，有的镶了淖木，成了井，有的就让它往外淌，成了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