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摇头：“二郎说，这些布甲只是平日里微服出去时护卫们所服，因调度甲胄十分繁琐，他微服又常常是临时起意，因此额外备了一套，并非故意藏匿。圣上看见只是布甲，本来想让二郎回东宫思过就算了，但是天后…天后认为此事必须严惩。他们争执了许久，后来天后…天后说：‘陛下还记得先帝是怎么保全爱子的么？’，然后圣上…就同意了。”
有许久的时间，我们都只是看着彼此，并未开口说话，有宫人悄无声息地端了茶上来，又走下去，李睿一口气吞了一大口茶，才又看着我：“兕子，天后…母亲她…是不是很不喜欢阿兄？”
我问：“怎么这么想？”
他道：“没什么。”过了好一会，才又轻声道：“二嫂昨日生了个儿子，赐名奉节，生下来之后，二嫂就…去了。”
他的声音又开始颤抖，我的手也开始抖起来，隔了一会，才听他又道：“我想收奉节为子，二位陛下…不许。”
我苦笑：“他们当然不会允许。”
李睿叹息了一声，又等了一会，才道：“延安姑祖母也卷进去了，阿赵她…如今被系在内侍省。”
我故意问他：“你不是不喜欢她么？”
他过了许久，才道：“她怀着我的孩子。”
这之后直到母亲派人让我们回去，都再没有人开口说话。（晋江独家）
此夜和以后的好几日，李睿都被母亲留在了贞观殿的偏殿，我则住在丽春台，这里的防守较从前亦更严密，然而宫人们都还是我用惯的那些，宋佛佑和阿欢重又将她们整饬一遍，严禁内外通传、私自闲聊。
我渐渐地明白母亲所用的手段，正如当初她召吴王入京一样，这些手段看似简单，事后人人都能想明白，可是在事之先，绝少有人能够猜到母亲的意图，而且，哪怕猜到了，也未必就能助太子破这一局。
召吴王入京、宠爱幼孙、斥责太子、演练宫人、散布流言…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付二哥的手段，却又不是对付二哥的最终手段。母亲做的所有一切，都只是为了恫吓二哥，令他自己惊惶怖惧，自乱阵脚。
作为一个母亲，她实在是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我这位二哥自年幼时起便被立为太子，数年中母亲只有他一个儿子，对他极尽宠爱，父亲为他挑选名师，命朝臣为他编书写文，他自小到大，几乎就没有遭受过任何挫折。
而一旦母亲开始挫折他，一次尤可，两次、三次、四次…乃至数十次、数百次，他很难不会压抑绝望，等他开始压抑绝望，免不了的，便要行差踏错，至于行差踏错之后怎么处置，便全在母亲了。
譬如这数百布甲。
我从不信有谁造反，会弃铁甲不用，而用布甲。换句话说，若二哥真有造反的心，东宫亲卫翊卫，何处不可动用？偏要用这布甲来武装军士作甚？
父亲想必也知道这道理，所以一开始并不肯马上废太子。
可是母亲也实在是太了解父亲，一句“保全爱子”，说得实在是高明。本朝承隋之后，开国未久，便有玄武门之事，太宗时诸子又纷争不休，父亲其时已有十余岁，个中凶险，自然看得一清二楚，也因此极忌讳兄弟相残之事，闲时叮嘱我们，都以友爱为要。
记得他当年本想让二哥和四哥各执一厢拔河，因魏叔璘一句“不可以兄弟而启争衅之端”就止了，如今见吴王和太子有相互争斗之意，怎么可能不警觉防备？如太宗故事，立长则诸子不存，那么倒不如立未曾丝毫涉及纷争的幼子，既绝天下之望，又可留存诸子性命——父亲厌恶子弟纷争，喜欢家人友爱，这应该也是母亲之所以一开始敢引吴王入京的倚仗。
我十分怀疑这飞书谤议的主使者到底是不是四郎，不说他入京时日尚短，如何能打探到这么私密的事，只说母亲尚在，又是与朝理政的天后，他只消稍微看得明白些，就知道自己不该卷入这些纷争中，生出非分之望。
然而此事是由邱神勣审理的，那么主使者到底是谁早就不重要了，更何况必要时母亲除了“飞书诽谤”外，还可以给四郎安上一个“窥伺宫闱”的罪名，谁教他将宫中上下都打听得这么透彻？一个外地藩王，不老老实实地在封地养老，偏要到京中来，还四处结交朝臣宗室，连宫里的情况都打听得这么清楚，不是有所图谋，又是什么？
可若四郎不奉诏前来，母亲也有理由降罪——你为人子臣，父亲身体不好，想见见你，你却迟留不来，来了想留你住些时候，你又百般推辞，岂不是不孝？父亲早年颁布的律令中，不孝可是十恶之罪。
仔细想想，二郎倘若能镇定自守、恭谨谦退、事事都顺从母亲，或许还有一线机会，而四郎自启程从封地入京时起，结局便已被注定。这便是居上位者，对下位者的碾压。
我该再四庆幸的，就是自己是母亲的小女儿，并且早早地站在了母亲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