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斗是欧洲大陆永恒的主题。
小到一家之内的家族继承、一墙之隔的邻里矛盾，大到一国之内的权力斗争、领地继承矛盾。假如没有“外力”干扰，就像沉溺于封建专制的东亚社会一样，欧洲人可以延续庄园农奴的封建社会直到宇宙尽头。
许多人误会了一点，在工业时代之前，欧洲的进取精神并非完全来源于传统文化，而更多是一种宗教感召的驱使。在传统的视角下，进取精神事实上是内斗之外的余韵。
尤其是十五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体制还没有完善和确立的情况下，商人的社会地位仍旧低下，这时帝国的扩张更大意义上满足着君主个人的涂色野心，而非资本主义增殖的本源驱动。
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王国、英格兰王国、波兰王国和匈牙利王国就是中世纪末期的代表，英法百年战争逐渐偃旗息鼓后，所有欧陆大国都陷入了内乱乃至内战。
现如今看来，奥地利这三年的左右开弓、南征北战，在意大利方向折戟沉沙，在波兰方向虎头蛇尾，最后竟然是在前盟友的土地上割下一大块肉，才让三年的开疆拓土至少在面子上好看了些许。
三年征战耗竭了国库，让奥地利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甚至不足以满足基本的国防开支，在意大利闯出恶贯满盈的名声，和波兰的外交关系也跌至冰点。
如果弗雷德里克明天就暴病而亡，哈布斯堡族史少不了给他安一个“好大喜功，眼高手低”的戾名。还好他年方三十出头，还有大把时间为自己后世的名声填坑，首先就从焦点转向国内开始。
委任格拉茨伯爵·莱布尼茨掌控自己的老根据地施蒂利亚公国，再把这些年战功赫赫的猛将勋贵统统安插进蒂罗尔公国，架空老公爵利奥波德，等待一个天赐的时机。
不仅奥地利国内，包括帝国国内的权柄，弗雷德里克也不愿放手。
任命维也纳大主教为威斯特伐利亚宫伯，给罗贝尔足够恩赏的同时，向帝国诸侯吹响中枢权力回归西部的号角。
文艺复兴持续百年，时至今日，欧洲统治阶级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世俗领主与教会势力间的矛盾。
世俗领主掌握大规模军力与事实上的统治权，贵族间相互联姻、世袭罔替、层层分封、秩序井然而牢不可破，【贵族-庄园-农奴体系】横跨自巴黎至莫斯科的百万里大地，一切的土地与经济生产生活命脉都完全被其垄断。
与其针锋相对的老牌秩序构建者·教会，垄断世俗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甚至连世俗领主本身都是天主教精神上的附庸。但教会显然并不满足于垄断精神，它如一头如饥似渴的野狼般贪婪地啃食万众，敲骨吸髓，永不停歇地兼并土地，致力于把更多自耕农变作“宗教农奴”。
和贵族相比，教会存在唯二的先进性，一是吸纳广大平民阶级上升至统治阶级，尤金四世、尼古拉五世等为教会复兴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大部分出身富裕家庭、上得起教会大学的平民。
二是积极兴建大学，在工业化时代之前，欧洲绝大部分历史悠久的大学都由教会出资建立，这些规范性的学院为教会提供源源不断忠诚而富有才华的人才。
教会大学传授神学以及传承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理科知识，将知识散播至全社会，加上贵族群体颇为流行的图书馆修建，二者联合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由战争导致的大规模知识断代。
吸纳平民与传承知识是教会插手世俗的不二法门，但这两样本领都在与贵族的千年斗争中被学去了大半。
失去了独一性，教会越来越难留住自家大学培养的人才，罗贝尔、艾伊尼阿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渐渐脱离了控制，反而奔向了同样愿意接纳平民的世俗统治者。
到了十五世纪，教会的构建理论终于与世俗彻底撕裂。
究其根本，教会以“节制”为核心的神本位理论体系适用于贫穷的太古时代，但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都已极大发展的前近代欧洲社会，“节制”反而压制了人性的正常需求，成为阻碍在跨越封建至资本主义之间的鸿沟。
在这里插一嘴，中国的孔夫子曾被欧洲史学家视为与耶稣、穆罕穆德、释迦摩尼类似的“先知”型人物。
语焉不详、操作空间极大的谜语人论调，明明不合时宜却被反复修改，最终被后世改写的一塌糊涂的政治思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你甚至仍能看到“基督教社会民主党”、“新月圣战战士”和“新儒教主义”这几位重量级同台竞赛。
在全世界范围内，节约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德。因为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才需要精打细算，节约每一粒粮食。但过分苛求节约会限制人的野心，抑制个人与团体的扩张动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反而不适合被倡导。
所谓的不合时宜，就是指旧思想对社会稳定的贡献已经不足以抵消它对社会发展抑制作用。
因此，每当赶上经济总爆发的时代，各种旧思想就会被新时代弃之如敝履，但经济一旦停滞，没骨气的现代人又要把前人落伍了两千多年的思想灰溜溜地捡回来——也不怕罹患精神分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