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兰，意指“莱茵河流淌过的土地”，意大利的波河、德意志的莱茵河、东南欧的多瑙河、英格兰的泰晤士河以及法兰西的塞纳河，构成了复杂的水网系统，养育着沿河流域的上亿欧罗巴居民。
在遥远的古罗马时代，彼时的德意志大地被多如牛毛的部落首领统治着，彼时的莱茵河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字。可考的莱茵（Rhēnu）一词首次出现于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书中以罗马为中心，记载了西至不列颠与伊比利亚，东至安纳托利亚与埃及的地理情志。
在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同样使用拉丁语Rhenum记载了日耳曼蛮族口中的Rīn，意即“波涛汹涌的河”或“翻滚流淌的河”。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在其歌颂凯撒大帝功绩的诗篇中如此赞颂道：“……追寻伟大恺撒留下的足迹，徒步穿越高峻的阿尔卑斯山，直至高卢的莱茵河（Rhenum）、可怖的海峡和世界尽头的不列颠……”
而德意志一词同样并非日耳曼人对自己的称谓，法兰克时期的西方人（相对于日耳曼人而言）以Theodisca一词代指莱茵河以东的蛮族部落。而德意志正式成为国名，则要追溯到《凡尔登公约》将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之后，“日耳曼人”路易统治着一片从未被罗马人或法兰克人长久征服的土地，他便以“东法兰克与德意志的国王”为称号，以此交换日耳曼部族的效忠，这便是现代德国的前身。
就像许多现代学者指责印度（India）与中国（China）的国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德意志与莱茵河亦带有强烈的古罗马中心主义色彩，是征服者强加给日耳曼人的别名。甚至连带日耳曼一词本身，都是拉丁语中的Germani，意即“临近的（Ger）”“人（mani）”，和乌克兰（УКРА?НА）的本意为“边疆区”有异曲同工之妙。
莱茵兰地区的美因茨主教辖区是罗贝尔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在前往美因茨之前，他们一行人先需要经过纽伦堡自由市，南德意志最重要的贸易中转站，没有之一。
纽伦堡，拜恩（巴伐利亚）州第二大贸易城市，地处佩格尼茨河畔小盆地，四季多雨，土地肥沃。这里的平均最高气温只有不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也在10摄氏度以上，名副其实的人类宜居，四季如春，是故又被称为“德国成都”。
正如前文所说，纽伦堡的城市内保存有德意志皇帝的剑与印章——当然，只是副本——拥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称纽伦堡为"日耳曼的眼和耳"。而纽伦堡在现代历史最重要的两段故事分别起源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纳粹党的活动。
1919年，巴伐利亚工人起义，独立社会民主党（SPD）的斯巴达克派在纽伦堡与慕尼黑等城市建立起巴伐利亚工人共和国，最终被镇压。1933年，希特勒将纽伦堡定为纳粹党的会盟基地，每年超50万纳粹党员聚集于此举办峰会。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战犯于纽伦堡举办了名留青史的“纽伦堡大审判”，与“东京大审判”并列为二战终结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1423年，纽伦堡被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设为皇帝直辖的商业自由市，其工商税与关税的四成上交给维也纳，其余则留在本地作为地方发展专项资金。阿尔布雷希特死后，【遗腹子】拉迪斯劳斯年幼，【继业者】弗雷德里克三世受制于国内大贵族的掣肘，放松了对外围直辖区的管理，纽伦堡和雷根斯堡等自由市渐渐脱离维也纳控制，不再上交税金，仅保留口头上的效忠承诺。
或许，弗雷德里克还留了恩威并施地拉拢自由市人心的小心思，但罗贝尔没时间也没能力替他解决这些问题。
他的目标明确，莱茵兰。若非普法尔茨侯国的首都海德堡恰好处于前往莱茵兰的路上，他都不可能痛快地接受克莱恩的遗愿。
从九月中旬开始，历经多日长途跋涉，一行人风尘仆仆地抵达了纽伦堡。
路途的后半段没有再出现黑袍怪女人的袭击，可惜白袍人仍旧未能猜到对方的身份。欧洲历史不算长，但也绝不算短。要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挑出几个符合当日印象的女人何其困难，何况对方不一定被记载在有名的信史上。
他唯一能向罗贝尔的保证的只有一点，对方的傀儡极限是“三名人类”，如果操控野兽，这个数目或许会更多一些，但绝不至于到海量的地步，他们这些人手绝对足够解决。
他还用一段话打消了罗贝尔从神秘学中寻求帮助的想法：“拜托，我都搞不定的问题，你想求疯疯癫癫的女巫和魔鬼帮忙，是不是太瞧不起我了？”
况且就算他想借助魔鬼的力量也做不到了，封印着大魔鬼的“所罗门王戒”，已经因为贝贝的某次贪吃损坏得不能再坏了……
他们一行人随便挑了家旅店住下，市民阶层的强大流动性让酒馆和旅店成为各地最普遍的场所，前者为市民提供娱乐，相当于勾栏瓦舍，后者为旅人提供歇脚之处，规模一般不大。
罗贝尔这二十多人一经入住便挤满了整个小旅店，大腹便便的旅店老倌笑得合不拢眼，不住用粗糙的指尖摩挲金灿灿的钱币。
“店家，来一桶酒，把你们这的美食都上上来！”
盖里乌斯把短剑扔到桌子上，朝数钱的老板喊了一嗓子。
自从离开了维也纳，老盖愈发的放纵随便，属于老人的沉稳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的意气风发，重新在这具新身体内焕发了生机。
老板应允一声，很快亲自把一桶粗粮酿的陈酒抱进一楼的餐厅。
饥渴已久的战团成员们火速凑到酒桶旁，木头酒杯一个接一个地舀酒痛饮。
自然环境优渥，人口密度低，这些都让居住在巴伐利亚的百姓少有饥荒，每年都能余出大量粮食酿酒，匀出土地种植经济作物，例如葡萄和橄榄。
底层人所能享受的酿酒技术称不上好，酸涩突兀的糙酒并不比浑浊的河水好喝到哪儿去。
“呸呸呸，什么玩意儿。”酒水一经入口，盖里乌斯就不堪其味地吐了出来，
“共和国的独裁官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你现在是奥地利的杂牌将军，连贵族都不是，有酒喝就不错了。”
“喂，小子，我记得你的史蒂芬教堂底下可储藏了不少好酒吧？”盖里乌斯饶有兴趣地看了过来，“我可是观察很久了，每年城外的种植园收获的时候，你手下的司铎都会运来四五车葡萄酿酒。”
神父，外号“酒蒙子”，基督教国家的特色职业，心理医生兼酿酒大师。红酒酿造工艺与基督信仰息息相关，圣餐礼中的“圣血”一物便是代指红酒。作为资深神甫兼奥地利主教，罗贝尔自然也精通此道。
经过长时间发酵的密制酒远比河流里的水卫生得多，在战乱年代，河的上游经常会遭人抛尸污染、传播瘟疫。是故，酒不仅是娱乐享受，更是战略储备水源。
“不行不行，原先地窖的好酒都被分出去当作战争胜利的赏赐了。”他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新酒还没酿好，现在开盖子只有白葡萄皮和酸溜溜的醋。”
盖里乌斯失望地“嘁”了一声。
他们带的钱不多，一顿饱和顿顿饱的区别他明白，只得郁闷地喝着味道糟糕的老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