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有若农赋，丰年不加，平年不减，歉年可免，人乃乐于经商、作工，而其获利厚，国家赋税也丰，公私两便。且我与商者官，仍使为商，与工人官，仍使作工，不使牧民，又何来刻剥百姓之虞啊？”
当然啦，这只是目前的状况，裴该是很想找机会把一两名成功的商人安插进自己幕府中去，专门负责制定商业政策的，就好比汉武帝朝的孔仅、桑弘羊等人那样。但他也知道时机未到，光给工商业者空头吏职，就已经引发很大的阻力了，他又不是汉武帝那样一言九鼎的皇帝，还不可能彻底改变哪怕只是一两名工商业者的地位。
再者说了，武帝时儒家才刚抬头，还没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直到汉宣帝，都还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呢，如今可是经汉元、新莽、光武等数十代的哄抬，儒学已成主流，轻易摇撼不得了。
裴该说了一大套话，终归是需要喘口气的，隗瑾这才得以插进话去，说：“商贾之利甚厚，若不加以抑制，反而重视，诚恐农人皆将释耒耜而逐商利，难免摇动根本……”
裴该笑问道：“卿以为，商贾之利几倍？”
这个问题笼统得有点儿没道理，隗瑾因此愣了一下，裴该趁机就说了：“耕田之利十倍，商贾之利百倍，立主定国之利则无数倍，难道农夫都将释其耒耜，商贾都将倾其珠玉，去立主定国不成吗？”
这几倍几倍的说法，原本出自吕不韦，他这么跟自家老爹一商量，立主定国之利无数倍啊，当即就跑去扶持子楚了——裴该的意思，象吕不韦这样的商人，世间能有几个？
“非其不知利厚也，但利益愈厚，风险便愈大，普通农夫，安能为之？人之秉赋有差，所适合之业不同，即我重商，亦不轻农，何至于望风而转业啊？固然，人往往惯见成功，而不见失败，若乡里有因商致富者，总会尝试仿效，然而，若守吏不能察知其情，筹谋对策，或及时禀报朝廷，还要守吏何用？朝廷置吏牧民，难道是仅仅要他们收取贡赋的吗？
“世间事，有利则必有弊，若因有弊而不为，则唯垂手待死而已。国家为政，要在应天时、问风俗、察民情，加以教化、疏导。今四方疲敝，百业不兴，是以重之，如天旱而必须堰河储水，若天雨导致储水满溢，再掘开泄洪可也。若旱时怕洪水，而不敢储水，又如何能够活到天雨之时呢？”
裴该这一是为再次声明，我如今重商的政策，是临时性的啦，临时性的，你们别太过反对。同时也暗示，倘若商业的发展影响到农业生产，我自然会收紧口子，而倘若还没有这种危机萌现，那你们也别求我改变政策。
他的话句句占着理，却又极其油滑，隗瑾虽然不大以为然，但一时也找不到下嘴之处，只好把话题给兜回来：“既然如此，裴公又为何要西贾输入银钱啊？钱之为物，只便流通，饥不能食，寒不可衣，非急需也。”
裴该转向张寔，问他：“请教张公，今西贾自西域输来，都是何物？”
张寔回答说：“多殊方异物，及马驼、毛皮、珠宝等。”
裴该点一点头，说：“若有西方种籽，张公可留意，是否能够种之于中国，可使多贡。马驼、毛皮亦皆可留，至于珠宝，也不能食，不能衣，不能为兵，非急需之物，可贬其值，命其输入银钱。”
然后才转过来对隗瑾说：“钱不能食，然可以易食，不能衣，然可以易衣，其于商业有大用，非珍珠翡翠可比。”
隗瑾问道：“若田地少产出，钱如何易食啊？桑蚕不繁盛，钱如何易衣啊？”
裴该笑着说，话又兜回来了，我也没说不重耕织啊，而且——“耕织者，小民之利，非士之利也，然而如今之士，多聚敛田土、奴婢，盛造庄院、坞堡，屯积粮、帛。市间诸肆皆空，而庄院仓廪丰盈，所为何故？隗卿可想过么？”
“还请裴公指教。”
裴该笑道：“正是因为商业不兴，商贾不通之故啊。则士人所能得者，唯有田土、奴婢、粮食、布帛，难以交易他方之物，只能屯积。今若有商贾自远方来，供与殊物，则士见之，一则贪其物而欲易之，二则以为商贾既能至此，地方必然平靖，也不必多储粮、帛。如此则释出之粮、帛，可卖于市肆，百姓乃无饥馁、冻寒之虞，岂不是好？”
其实尚有一层好处他还不敢说，那就是一旦工商业兴盛了，就可能会有大地主逐财，把资金投放到非农业领域去，从而释放出一部分耕地来，保障国家的基本农业税收。
隗瑾本非有备而来，势又不可能一定要在酒席宴间驳倒裴该，而且斜眼瞧着自家主公张寔的脸色很不好看，最终也只好屈服了，深深一揖道：“既然裴公已有长策，瑾就国家之事，不便再多置喙。唯望裴公多咨询贤者，切勿妄定国策。”
这算是架了个台阶，裴该也就趁机收篷。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于是转过头来，就对张寔说：“我书记郭景纯，善能相人，可使他为张公一相，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