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子节之才，允文允武，但主要还是侧重于文事，他“镇西大将军”的名号是虚的，“平羌校尉”的职务才实，主要以恩义羁縻诸羌，设非必要，轮不到他亲履战阵——虽说原本历史上，他最后就是往平乱羌，战败而死的——再加上此来赴宴、游说，故而没带战刀。
然而长剑虽已基本上退出了战争舞台，士人仍惯佩带，主要作用是展示身份，次要目的才是防身——这年月甚至于已有木质的“象剑”出现——韦忠为胡汉重臣，出入是不可能不佩剑的，而且以他的身份，宴会之前，吕氏也没资格请其解剑。故而长剑仍在腰间，既已立起，拔出不难。
韦忠是瞧着自己在客位，吕鹄在主位，相距不过五步，则只要动作够快，促起不防，一个箭步便可蹿至那老贼面前，横剑其项。只要劫持了吕鹄，还怕自己不能生出吕氏坞堡吗？即便事不能成，血溅五步，也要与这可恶的老贼同归于尽！
这是他唯一死中求活之计了，然而吕氏既肯宴请韦大将军，且于宴席之间，吕鹄就敢出言不逊，又岂能毫无准备？吕老头儿确实风烛残年了，大概韦忠只消伸根手指轻轻一捅，老头便会倒地气绝，故此吕氏对于保护老族长之事，是绝对不敢有丝毫托大和疏忽的。一左一右搀扶老头儿的两名美婢，其实都是健妇，说不上精熟武艺，能动拳脚，论气力和敏捷性，却非一般男佣可比。
因此一见韦忠拔剑上前，两名美婢当即左右扶持吕鹄，朝后急退，随即与宴的吕氏子弟一拥而上，就把韦子节按翻在地——韦忠还是不能打，倘若换了甄随、陈安之流，估计空手就能把堂上吕氏老小全部杀光。
关键是韦忠本不设防，带来的十多名部曲，都被吕家安排在堂下，接受小宴——以他们的身份，没资格登堂啊——自有各种方法可以随心收拾了。
韦忠被按在地上，动弹不得，不禁瞠目大叫道：“皇太子殿下尚在河东时，汝吕氏安敢背反？今见殿下西渡，河东空虚，乃起妄心。汝等亦非忠于晋国，只是为保家门，唯强以附罢了，何等的可鄙！”
吕鹄被婢女扶持着退后，不禁连连喘息，等听韦忠喝斥完，老头儿气才刚喘匀，不禁颔首笑道：“大将军所言是也，我家此举，于晋非忠，于公不义，只是那又如何？小老又未曾见天将‘忠义’二字挂在嘴边。”我们即便坏，那也很耿直啊，不象你挂着羊头卖狗肉。
吕氏突然间起意背汉，当然主要源自于柳氏的劝说。蒲坂县两面临河，胡兵的防御原本就比河东其他县邑为严，加上柳氏近吕，则若柳氏仍旧一门心思附胡的话，吕氏是不敢遽起异心的。然而同理，蒲坂受到晋人的威胁也最大，倘若柳氏乐意从晋，吕氏又岂敢独独向胡呢？
且说前数日柳矩去访薛宁，薛宁建议他羁留韦忠，将来好献给裴大司马，必为大功一件。柳矩回来跟兄长柳恭商议，柳恭就说了：“才得韦大将军命，要我等不必将粮食北运，转而南下入蒲坂……”
他说以此推论，胡军此后的攻击重点，应该在从大荔到蒲津一线，而韦忠也很有可能前往蒲坂县中坐镇，想把他诓去薛家，很难；诓来咱们家倒简单，问题这事儿太大了，为怕后患，咱们兄弟最好不要亲自动手。
这才考虑到了吕氏，主要原因是柳大而吕小，事成后不怕吕氏全占了功劳，事不成也方便撇清。倘若与薛氏合谋，薛家很可能夺占其功，而且——“晋复河东后，薛氏或将更强，则谁人可制啊？”
柳矩就此急急来访吕鹄，分说天下大势，想要把吕老头儿也扯上贼船。尤其柳氏还承诺，不让运粮队伍进入蒲坂县城，而转道以充吕氏坞堡，则有了柳氏数百青壮和相当数量粮秣物资相助，吕氏还担心胡军来攻坞堡，欲夺韦忠吗？
柳矩最后透露信息：“家兄已遣使洛阳，请祖大将军遣一旅之师，渡河北上。我知河上坞堡，多有吕氏渗透，若能开其一线，迎入王师，则吕氏当更如磐石之固，无忧也。”
吕鹄当即允诺，并说：“我亦不值韦忠久矣。”原因倒不在于他从胡——老头儿虽戒儿孙仕胡，其实主要为的观望风色，他本人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华夷之辨——而在于韦忠说过裴頠、张华的坏话。
“人赍厚币相请，即不愿从，不当更出恶言，况乎称病于前而诋毁于后乎？此非君子所当为也！”
人家客客气气来请你出仕，你就算不乐意，那么装病不从也就罢了，为什么要背后说对方坏话？即便朋友问你缘由，也当曲折隐晦而言，不应该连“弃典礼而附贼后”这种话都说出口来啊！你对人家有意见，当面说啊，当面不提，背后道人短长，韦忠还觉得自己是义人哪，岂不可笑，更复可鄙？！
再说吕家跟琅琊王氏关系很好，王、裴又世为姻亲，东拐西绕的关系一摆，吕鹄又怎么可能不切齿而痛恨骂过裴頠的韦忠？
就此设下圈套，生擒了韦忠，命人押将下去，好生看管——至于韦忠的部曲，干脆全都宰了，免留后患。完了老头就顾其左右，问：“适才我与韦某之对谈，可记录下来了么？”有人就答应，说孩儿们都已牢记在心，一会儿就笔录出来。吕鹄便道：“记下后将来我看，可加润色，其后连韦忠一起献于裴大司马，则我吕氏必可得全。”
然后关照，说仔细守备坞堡，最晚明日一早，柳家的粮车就会进堡，到时候青壮全都上壁，与柳氏族人一起，防备胡军来攻。不过到时候就说韦大将军今夜早早地便离堡返回了，具体去了哪儿，为啥还没回县城，我等实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