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裴该微微一笑，打比方说：“譬若某人曾犯国法，既已得赦，则先生若观其为可造之才，有悔过之意，亦可录用；设若我家子弟，身入学校而违律，只要证据确凿，先生亦可放心开革，我绝不为彼等说情。”
此外裴该还计划着，把教育经费全都下拨给董景道，由他自主筹划，包括召多少学生，怎么开饭费等等。以后行台也会按年统筹出一笔资金来，源源不断地供给，老先生只需要把账做好了，由行台派员前去核查即可。
董景道闻言，表面上不动声色，眼中却分明闪烁着欣悦的光芒，便即朝裴该拱拱手：“多谢大司马。”裴该笑道：“此为国家，非我个人之私，先生何必道谢？唯愿天下才士，咸出先生门下，他日为吏做宰，可以振兴社稷。”
随即二人乃开始就办学的细节问题，展开讨论。董老先生唯有一事不喜，但既然裴该已经开出了那么好的条件，基本上算是给钱给政策，让他独立办学，也便不宜再争了。何事不喜呢？就是“校长”这个名号。
长安行台办学，当然不能再叫太学、国子学，裴该即取汉代地方学、校、庠、序四级的前两字，称为“学校”——在老先生想来，必是如此来由。这倒是无所谓，可是为什么要叫我“校长”呢？
一则校在学下，我凭啥不能叫“学长”？二则“长”字用作官称，并不尊贵，譬如大县为令，小县为长，再譬如大司马三军中，队以下三级主官才称长，再上就称督乃至帅了。
所以老先生认为最合适的名称，应该为“学令”，再不济模仿中央，直接叫博士也成啊……算了，不跟大司马纠结这些细节问题了，我先做几年校长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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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景道与裴该大致商议定了，便即退归为他准备的精舍，去拟定办学的计划书。但计划书还没能报上来，裴该便即得到裴诜急报，说平阳内乱，刘粲已然挥师北上了。
于是急召幕僚们商议，大家伙儿都说，可以命甄随趁此机会夺占汾阴和闻喜，从而收复河东全郡。尤其是裴家那几个，早就想打回老家去了——虽说其实很多人打出生就没怎么回过老家——偏偏刘粲堵在临汾和绛邑之间不走，则为了大局考虑，只好先忍着，如今终于忍无可忍，不必再忍啦。
几名武夫想得更远，郭默当即建议：“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刘粲、刘曜相争不休，我军正好趁机北上，击其虚疲，直下平阳！”
陶侃也说：“譬如昔年魏武定河北，用郭嘉之计，先纵二袁相争，然后趁间取利——臣以为是其时也，当命甄随收复河东后，继续北上，寻机或可再克复平阳。”
诸将都说，平阳是胡汉根基所在，即便死马，也有几斤骨头，光靠甄随一旅之众，恐怕难克。就此纷纷请令，希望能够带兵上阵，增援甄随。
然而度部掾柳卓却连连摇头，说：“倘若粮秣物资充足，我军早便下河东而向平阳了，何待二刘相争啊？而今府库空虚，若非日前周士达遣人资供，早已入不敷出，恐怕我亦一头撞死在明公驾前了……岂有余力，再供输更多兵马北上哪？”
所谓“周士达遣人资供”，是指杨虎在汉中屯积了不少粮食，周访本来粮秣将尽，既得进入南郑，一下子就吃得满嘴流油。然而汉中虽然多年积聚，粮秣丰足，武器装备却比较稀缺，周访正在烦闷，杨虎献计，说咱们不如拿粮食去关中换兵器吧。
因为此前裴该利用郁翎等商贾，就跟杨虎做过买卖，虽然双方乃是敌国，而且还见过仗——杨虎曾经奉李雄之命，北出应援过杨难敌——不宜官方交往，但可以通过私商假做走私生意嘛。
周访因此便取出万余斛粮草，供输关中，解了柳卓的燃眉之急。不过周士达并没有明言交换，他派女婿陶瞻前来，自称是因为大司马此前派兵策应，又命上洛郡守裴轸送粮——虽然没派上用场——故而特意贡献以酬恩德。特命陶瞻与其父陶侃私见，备言汉中甲杖如何欠缺，不便抵挡巴氐的侵扰，陶侃会意，当即上禀裴该，请裴该以数十领甲、数千柄刀、数千支矛，及少量弓矢下赐。
然后当然也会说，关中正缺粮食，汉中若有，可再贡些来；关中兵器尚有余裕，汉中若乏，也可明打申请。
——这就对了嘛，同朝为臣，上下级之间，做什么生意啊？我们是正常的贡献和赐予关系。
因而柳卓今日提起此事来，陶侃就和颜悦色地问道：“既下闻喜、汾阴，搜其府库，及命县中大户供应，颇能得粮。但不知预估其数，及府库所有，可再出多少军啊？”
柳卓沉吟少顷，手指拢在袖子里盘算了一番，回应道：“最多五千军……闻喜、汾阴所有，难以估算，若计点府库现存，则以两千为宜。”
郭默连声道：“太少，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