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隗急忙辩解道：“大司马在长安，于江左政事未必熟悉。今豪门日益坐大，丹阳大王政令几乎难出建康王府。且北侨南貉，肆意夺占田土，逼良为奴，建康几无可用之兵，府库亦空可罗雀，实在到了不下猛药，则痼疾难瘳的地步了！
“当此之际，晚一日释僮，则江左之病愈重一分，唯恐将来朝廷底定北疆之后，难以于江南施政，国家名虽全而实两分……是故吾等乃甘冒风险，施此善政，以为朝廷收拢民心，整理田地、户口，安收赋税。倘若今日不为此事，或许将来大司马只有发兵渡江，始可收取江南了！”
裴该听刘大连所言，也有一定道理。江南如何，他原本是不太关注的，只要你们别来扯我后腿就成，等我平定羯贼，一统中原之后，自可腾出手来，处理江南的问题。但如刘隗所言，如人染沉疴，其势日益凶险，就怕熬不到自己这慢郎中赶到府上，便要咽气……难道自己将来只能如其所言，调兵渡江南下，杀得人头滚滚，才能解决问题么？终究都是同胞，又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哪？
略一沉吟，就听刘隗又说：“刁玄亮确乎操切，乃奏请于六州之内，遍行释僮之政，是我好不容易才将他劝阻住了。原希望先于丹阳国内施此善政，比及一年，可释僮客、奴婢数万之众，于其中选兵，五六千卒须臾可得。
“且丹阳国内，豪族并不多，也就纪（瞻）、薛（兼）等三五家罢了，名望虽尊，武力不盛；其它王、周等南渡侨人于国中所置产业，于其亦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更加丹阳大王坐镇建康，则于国内释僮，阻力或许不大……
“乃自丹阳始，先释僮而得兵，并增赋税，则于明岁可望推行至吴郡、吴兴国等处。如此徐徐进取，有望成功……谁想政令尚未下于吴兴，而周、沈竟悍然掀起反旗……”
裴该轻轻摇头：“卿等既然杀鸡，则猴岂有不骇之理啊？”顿了一顿，又说：“且我以为，此必王处仲恶卿等执建康之政久矣，乃趁此机会，命沈充煽动周札，为其兵入建康创造机会！”
刘隗垂涕道：“我近日反复筹思，亦已明此……谁能想到王处仲如此狂悖，竟敢出兵要挟丹阳大王！”
裴该苦笑道：“卿等竟不识人间险恶，而仍以为王处仲是茂弘一般温厚之人么？且即王茂弘，卿等既然损其家利益，哪怕只占其产业的十之一二，彼也绝不肯与卿等善罢甘休！卿等误矣，本当敷衍、羁縻王茂弘等，而先下令释南人之僮客，则所受阻力必小，即便周、沈骤起叛心，王处仲未必能为其奥援……”
刘隗无言可对，只是叩首道：“大司马所言是也，我等行事确乎不谨，乃至于连累了丹阳大王，且愧对于大司马所托……唯望大司马惩处王处仲，解丹阳大王之危厄，澄清江南之政。”
裴该摇摇头：“大连，卿亦当知，此非其时也。国家方用兵于北，哪有余暇去膺惩琅琊王氏？且此番王处仲有丹阳王调兵之令，堂皇正大，即便朝廷也无从责难……”眼瞧刘隗眼泪鼻涕一大把，怪可怜的，便又婉言劝慰道：“不过，卿且放心，只待平灭羯贼，朝廷自会梳理江南之政，异日必为卿与刁玄亮平反。”
刘隗连声道谢。裴该就问了：“则卿今后，有何打算哪？”
刘隗道：“本欲前往洛阳，向朝廷申诉，但正如大司马所言，非其时也。我只能暂且栖身长安，留此残身，以待将来为刁玄亮复仇……还望大司马垂怜、收录。”
其实裴该原本对刘隗并没有太好的印象，因为在历史上，司马睿父子本有振作之志，惜乎识人不明，先用刁、刘，后用庾亮，两次想搞中央集权都失败了，导致东晋就此彻底沦落为主弱臣强、世家用政的局面，直到刘寄奴跳出来杀得人头滚滚……他此前支持刘隗，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削弱琅琊王氏的权柄，最好江左政权两派内斗不休，那就不会再来掣肘自己于北方行事了。
所以对于刘隗，纯是利用。但今日听对方所言，倒还并非刁协那般志大才疏，却又刚愎躁进之徒，胸中颇有丘壑。实话说这次失败，纯粹是被刁协扯了后腿，再加上王氏实力甚雄，凭几个书生之力，确实难以撼动啊。
既然如此，则刘隗貌似还算有用起码有过执政地方的经验，比自己从关西新召上来一些无名士人要强得多了。于是好言抚慰，即将刘隗留在身边，并且尝试如裴嶷所言，创建类似门下省一般的行台机构。
当然啦，其名既不能叫门下，其署也不能叫台或者省。按照旧例，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且加兵者，其幕下置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主簿、记事督各一人……乃以主簿方门下侍郎，以记事督方秘书监，但使两者合并办公，后者主政令的草拟、宣出，前者则主上下政、奏的审核。
此乃后话，暂且不提，且说裴该在收录刘隗之时，还安慰他说：“王处仲自以为朝廷无暇南顾，彼乃可肆意妄为，我却绝不能如其所愿……”
因为在得知事变之初，裴该便讽洛阳朝廷，下诏建康，给这件事定了性，说周、沈谋叛，罪不可赦，要王敦务必将周札、沈充明正典刑，传首洛阳。
诏命下到建康的时候，事变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王敦既入建康，除去了刁、刘，便命钱凤前往叛军之中，宽赦周、沈，命其退兵。本来事情可以完美收尾，孰料朝廷竟要周札、沈充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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